内容提要 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华人文化”的背景上，东南亚华文文学正经历着从较为单一地固守中华文化传统，体现着较为纯然的汉族思维方式，较多地带有移民群体意识的华族文化到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和居住国乡土，较多地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成果的华人文化的转换，从而在建立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传统上显示出其独特的建构和凝聚力量。 我并不痴醉于某些外国学者所断言的“21世纪将是华人文化的世纪”的美好前景，但我认为，“面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肯定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华人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全球华人文化沟通交流、合作发展的前景等问题的探讨，会有益于华人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性作用的发挥。对于愈来愈带有全球性的华文文学来说，也只有在“面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的背景上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出其独特的凝聚力量，同时，华文文学也会由此更好地把握自身的发展趋势。本文就拟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上来展开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希望和危机所在的一点探讨。 在目前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港澳地区、东南亚、欧美洲等地的华文文学组成的全球华文文学创作格局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明显是个热点。这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历史悠久，发展又不平衡，存在着许多时空上的差异现象。就现状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作为居住国华人社会的文学，已成为或正在成为所在国国家文学的重要部分。泰国的华文文学，较多地融入泰国的当地社会。菲律宾的华文文学，在经历了70年代的沉寂和80年代末期的低潮后，正以文艺复兴表明着其再出发。但种种差异，反而有利于我们较为深入地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艰难的跋涉、蓬勃的生机和困惑的选择，都映现出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华族文化如何演变为华人文化的诸多层面。 我这里提出华族文化和华人文化这两个有所不同的概念，正是基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一种整体趋势。我所言的华族文化和华人文化虽都以中华文华为核心，但前者较为单一地固守中华文化传统，体现着较为纯然的汉族思维方式，较多地带有移民群体的文化色彩；而后者已比较明显地建立了居住国本土华人文化的传统和较多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的成果，是一种既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又扎根于居住国乡土的华人文化。东南亚华文文学一开始便是在中国新文学影响下诞生的，并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支流，当初的报刊甚至有剪报制度（即从中国报纸杂志剪下文章刊载）。30年代后，建立居住国本土文学的课题开始被提出，而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几成绝响的艰难生存过程中日益深化着建立融合“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这样一种双重文学传统的认识。今天，文学作为最富有群体魅力和个性色彩的思维和语言形式，在建立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的传统上显示出独特的建构力量。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勃兴首先联系着各国华人作家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文化在居住国命运的关注，而其具体内容正经历着从忧虑“传统的丢掉”到关注“传统的失落”的深化。东南亚不少华文作家的创作原先都强烈关注华语华教的兴衰，显然出自于“没有华文教育，便没有中华文化”的忧患意识。在马华文坛，甚至有着这样的共识：“文学是经国的大业……文学的力量足见左右教育的现状，这样，通过马华文学来提高华人对教育的重视，从而发展华文教育自是正确的途径”，“马华文学与华文教育息息相关，运用马华文学助长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对症下药”[①]。因此，许多作家的创作笔涉华文教育式微的现状。新加坡张挥轰动一时的小说《45·45会议机密》便是在巧妙地动用三组富有讽喻性的数字中，通过某中学校长将英文会考成绩下降归罪于5名变流（即华文教育出身，后学英语者）的数理教员，并以成倍增加其工作量的办法迫使其自动申请转校的情节，写出了一代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希尔尼的小说《变迁》更是以刘氏三代的三则讣告在语言文种、格式上的变化，构成了一种令人悟到华文式微而引起家庭伦理变迁的震撼力。 东南亚华人作家笔下“传统的丢掉”主要是指由于居住国政治、教育等因素作为种种外力的压迫而导致华族传统的毁灭。那么，在政治压迫因素逐步化解、华语教育有所兴盛的情况下，中华文化传统是否就可以自然而然得到保存了呢？答案并非肯定。一些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华族自身素质而导致的“传统的失落”。这里很值得介绍一下希尼尔、谢裕民这一对亲哥俩的微型小说创作。出生于50年代末的这两位青年作家，作为新加坡的“末代华校生”而情钟于中华传统文化，使人甚至会对一代海外华人有新的认识。他们各自在极短篇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和《世说新语》中，分别用60篇和53篇小说，构筑了一个源自新加坡乡土，而又浸润着中华文化情愫的小说世界，其中对“传统的失落”的开掘显得深刻。谢裕民《遗嘱》中的爸爸竟然视儿孙用汉语拼音将王拼成Wang为“篡改祖姓”的“大逆不道”，而将其“逐出家门”，其缘由就是因为“福建人姓王拼写成Ong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福建人，Heng的话是潮州人，Wong是广东人，Wee是海南人。你这样Wang、Wang叫的，是什么人？”近于荒诞的情节表达着作者的感慨：“怎样才算源头？”狭隘的地域、籍贯观念会使民族文化之源干涸枯竭。在希尔尼的《舅公呀呸》中，要毁灭华人传统的则是另一类华人。视《华人传统》画册为“不良读物”而予没收的那两位华人教员已彻底“洋化”，陷入了一种无传统的精神困境。在希尼尔、谢裕民的众多小说中举出以上两篇是具有代表性的，它们实际上揭示了导致“传统失落”的两个文化误区。东南亚华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华人社区维系华族文化血脉的活动也以借助宗亲、同乡会馆的力量为主，闽南、客家等文化影响深远。而海外华族要在异域他乡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似不宜将地域、籍贯文化凝固化，甚至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狭隘为地域籍贯文化。同时，在东南亚华人社会急速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安理得于被连根拔起的痛苦，心甘情愿于“西化”而失却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核，会更可悲地陷入无根无源的精神困境。这两种由于华族自身素质而导致的“传统失落”在两位青年作家笔下得到揭示，确实反映出华人作家忧患意识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