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觉得，新写实主义给中国小说带来的良好后果之一，就是十分成功地超越了以往那种被典型化扭曲了的现实主义写作原则，而把叙事真正地还原给了生活现场，还原给了普通平民。由于写实话语的加强，以及它本身所透射的绝对的真实性和接受上的亲切性，使小说在审美上既摆脱了80年代中期以来某些文本玄奥、理性过于艰深的现代主义模式的局限，又消解了传统中的那种现实神话式的典型性叙事逻辑，从而在阅读上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而这，在市场经济主宰一切、文学已历史地由中心意识形态滑向边缘区域的时代背景中尤显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文学在向市场化演进中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范围以及消费欲望。 但新写实在把这种叙述话语牵回生活现场的同时，尽管大多都在指陈一种对现实生存景象的无奈和庸俗，然而，其批判力和否定力却是微乎其微的。或者说，不少作家在本质上都在逐渐地认同了当下的灰色人生。他们常常打着恢复平民记忆，让文学重返普通生活的口号，却把叙事主体下降为一种与世俗完全等同的角色，从而在展示自我形而下的生存智慧中淡漠或遗忘了自身作为一个作家与现实应持的警觉态度。我们说，人应该是一个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存在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之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之中。失去了对生存的必要否定和怀疑，把简单地认同世俗现实作为艺术表达的终极话语，这无疑是消解了叙事与生活的本质距离，其结果自然是加速艺术的世俗化倾向，扼杀了艺术的诗性原则。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种致命的弱点却被我们当下的一些晚生代作家们毫无保留地承担了下来，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发扬。阅读晚近的大量作品，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晚生代作家们的整个叙事策略基本上是从新写实中承纳而来的，他们所有的故事不仅针对生活现场，而且认同生活事实；他们沿袭了新写实作家们消解自我作为知识分子角色与世俗现实之间的文化距离，而把叙事演化成一种对既存现实背景及其生存逻辑的同构。但是，由于新写实的一些作家（如刘震云、池莉等）认同的仅仅是些平民生活的无奈和尴尬，所以还带有一定的精神上的形而上关怀；而伴随着90年代生存法则的是现实生存面貌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不仅表现为真正权威性等级秩序的逐渐淡漠，还体现为人们对以往那些精神形而上的思考和人文本质的关怀的抛弃。不仅市民们不再关心文化，连知识分子也在对文化进行自嘲和自我逃离。这使我们看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不光是来自社会制度变革的盘压，同样也有知识分子主动撤离中心地带的明确企图；另一方面，世俗幸福欲望趁机而入，将经济中心的时代全方位地注解为金钱利益和自由竞争。尽管这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权力资本怪胎（他们以其特有的背景势力把聚财之风愈演愈烈），但在更为普遍的层面上，人们还是较多地依助自我能力重新寻找物质财富，以便确认新的生存幸福观，即金钱利益的自豪感。 这种赤裸裸的物质自豪感不仅消解了人们的精神关怀，还直接激化了大批市民急切改变自己身份的强烈愿望。当以往的出身论、阶级论等客观等级秩序被瓦解之后，大家惊异地发现一个平等自由竞争的机会终于到来，以“个体户”为标志的新一代物质贵族正在崛起，许多人想都没有想到，自己以前是个谁也瞧不起的平民百姓，现在却爬上了总经理或总裁的位置，并可以自由地吆喝着那些专家教授们，这种内心的巨大失衡刺激了更大一部分人开始了对物质利益的全身心的关注。这时，他们的内心已不光是为了聚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企图以聚财作为手段建立自己在新的社会中的等级。按理，面对这种丧失基本人文关怀、缺乏必要的精神拯救的实利背景，作为一个从事精神性劳作的作家，应该同它保持相应的距离来审度它、打量它、辨别它、追问它，但大多数晚生代作家却没能如此地安顿自己的角色，而是非常急功近利地迎合着这种现实状态，甚至为这种生存形态寻找种种让人信服的价值系统。如何顿的许多作品，无论是《我们像葵花》、《告别自己》，还是《弟弟你好》、《生活无罪》，都把叙事彻底投放在这种商业语境之中，以全部的故事所指来赞同实利原则，炫耀它给人带来的所谓自足和自豪。《生活无罪》里，狗子就恪守着父亲的训言：“名誉是一堆废纸，只有老鼠才去啃它”，曲刚也认为：“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以买杀人”，何夫本来是个被老婆骂得无用的中学教员，也在这个时代洪流的熏陶中悟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我要在这三个乡下姑娘身上下最大的力榨油”，这就是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理解。尽管狗子、曲刚、何夫，包括兰妹、秋妹都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然而他们又完全褪去了朋友在本质意义上的道义色彩而染着浓郁的经济利益关系，如曲刚与何夫在装修业务上的较量，何夫、狗子与兰妹在肉体上的交换，都以其冷峻的、让人感到某种隐痛的而又绝对真实的细节颠覆了人们心中最后一丝温情，以致最后作为宏光集团副总裁的何夫俨然成了一个标准的物质时代的商人形象，当他那仍执著于艺术的大学同学从遥远的西北来看他，他却对之施以冷漠式的嘲讽，以凸现自我的“金钱”身份。这是一种暴发户初尝成功的骄傲，其中蕴含的并不是无知和浅陋，而是包含着某种新的幸福价值观，即拜金主义理想的终极陶醉。它潜示着作家自我的价值立场，完全立足在对金钱利益的崇拜上，而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否定。在《弟弟你好》中，那个整天吊儿郎当不安心工作的邓和平，通过实利的角逐和竞争，终于发现了现实的本质原来是集体已被消解，只有个人的游曳，所谓利益的分离也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智力较量，是一种欲望对欲望的现实。它体现的就是全方位的自由竞争和冒险，“这些人的魅力就是让人明白知识并不能当钱用，于是大家的视线开始扫荡财路，社会空气换了，弟弟生活在这个社会，吞噬着这个社会产生的龌龊空气，理想如一朵花样的凋谢了。这里那里飘扬出来的铜臭味由一个强国侵占一个弱国一样侵占了弟弟的脑袋”。虽然作者在这里用了“龌龊”两个带有鲜明否定价值判断的词语，但由于其整个话语明确地体现着对邓和平生存方式的赞赏，因此这种否定不但无效，反而可认作是对拒绝物欲理想的嘲弄。《我们像葵花》里，作家展示给我们的现实是，“个体户并不费什么事且也没有丝毫愿望，却把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变。以前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现在大家都向钱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