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入和知识分子边缘化角色自我调节的逐步完成，文学也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市场冲荡中度过了它的失落期和低迷期。今天，不论人们还会不会把文学奉为一种精神的主要向导，大多数作家已不再为此而感到沮丧。大量的文学新人仍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在批量化地涌出，多元化审美特质的作品数量也蔚为壮观。仅就长篇小说而言，据有关统计，1992年全国出版了373部，1993年出版了420部，1994年也超过了400部，去年下半年在中宣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文学创作会议上，各地又上报了600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划。从这一庞大的统计成果来看，我们不能不首肯作家们执著的艺术热情和较为成熟的心理态势。 但艺术的积淀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尽管这些长篇在统计学的意义上颇为显赫，但艺术质地却未必都令人满意。它们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巨著”虽多，佳作却太少，大量作品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早产症”：或艺术积累不成熟，自我体验不到位；或叙事结构不严谨，故事组合难近情理；或执迷于子虚乌有的幻想之中，把玩奇特的艺术感觉，漠视对当下生存现实的关注；或完全认同于目前实利社会的价值取向，满足于对庸常的现实人生的临摹，从而丧失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拷问和质疑……总之它们是在不断地强化一种“泛长篇”的文学现象，即一种饱含水分、缺乏应有的生命力度和人格高度的伪长篇式写作。其话语操作大都底气不足，内蕴不深，既没有史诗式的精神维度，也没有自我超拔的审美动向，大量的叙事都是沉醉在对小我的生命感受里，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海男《我的情人们》等对自我女性性意识的赤裸裸的迷恋就是一例。这种“泛长篇”的大量增殖，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其实就是“文化快餐”的现实境域对作家心灵潜在制压的结果，是作家们在寻找适应于快餐阅读而制作的“半成品”。即使是那些曾经具有先锋意义的作家，也没能抵住这种流俗的厄运。如苏童的《城北地带》、《紫檀木球》就越来越完全按个人的意志随意地组构和重建历史，以便让读者从中获得某些“新鲜的历史经验”；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年代》也是反复纠缠于历史情感之中，企图以记忆性话语激活并“打动”人们……这些作品不仅无法给人一种撼魂动魄的艺术内力，甚至都没能较为完整地拓示出人在某种生存层面上的精神状态，它们带给人的仅仅是话语自身所制造的经验愉悦和对生活表象的某些片段性呈现。 但所幸的是，在这大浪淘金、泥沙俱下的过程中，毕竟还有些金色质地的作品显现出来。在我看来，1995年的长篇小说中，张炜的《家族》、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以及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就属于那种具有闪光质地的作品。它们以其非个我性和对人的精神维度（特别是对人类生存境域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凝聚力）的独特探索，在打开某种新的心灵视野的同时，又拓示出先锋小说在审美空间上的某些新的艺术动向。就其艺术范式而言，虽然这三部小说并不具备某些相类似的审美性质，艺术水准也各有高低，但它们都能超拔当下“泛长篇”的许多拘囿，使得曾一度疲软的先锋精神又被重新激活起来。 我之所以认定这三部长篇激活了文学的先锋精神，是因为它们不仅呈现出明确的非自我重复性、对现实生活的对抗性以及在话语运作上的某些试验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把人的存在状态及其精神内质投置到了新的思考维度上，表明作家在体悟探寻人的种种存在秉性、拷问人性内在的品质上都跃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就其审美内蕴而言，他们已不再过于苛求人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只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撑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精神支点，这些支点不只是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情调的绝望的呐喊与颤栗，还拥有浓郁的人文关怀，闪耀着人类引以自豪的生命向力。他们共同逼视的是人在自我拯救的漫长过程中的心灵际遇和方式方法，是人类超越于万物之后所独具的本性，它不能只用道义、良知、真理等概念来阐释，而需要用心灵、用生命本身才能注解。质言之，余华格非张炜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小说在经过了那么多的尝试、震荡、突围和受挫之后，应该重新回到人的心灵之中，感悟之中，应该回到人类的精神原野，提示并回答人们内心的焦灼与期待，作家的天职就是“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在这种人性内在的追问中，张炜的《家族》以宏阔的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作背景，力图演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对于生命的不可或缺性。如果我们稍稍地将叙事中的现实部分与家族的历史轨迹连接起来，便可看出张炜实际上是想表达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语境中人的心灵挣扎轨迹，并进而以此折射人对自身理想信念的惊心动魄的捍卫姿态，对苦难本体的承载能力以及生命自身的抗击打程度。小说的叙事从“背叛”开始，然后又以“背叛”终结，在那里，“家族”作为一个相对牢固的、难以割舍的精神堡垒，既是人物赖以成长和生存的时空载体，又是箍住他们对存在进行必要探索和反抗的巨大绳索。无论是宁府还是曲府，围绕着这两个古老而典型的家族中的主人公——宁吉和曲予的生存命运而演绎出来的都是不屈不挠的反叛和对抗。这一虚一实的两个家族叛逆者仿佛两个游侠，他们跋涉在各自的心灵原野上，带着精神漫游者所独具的气质和品位迎迓着一切风风雨雨；他们所有的抗争都是为了心中那份信念，为了精神内在的那种自由与畅达。于是我们看到，宁吉佩着一把长剑，在挨了叔叔一记耳光之后毅然决然地走向南方，去追寻着那飘渺的理想。对于他，一切物质的存在都毫无价值，只有对理想的漫游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关于宁吉的出走虽然在小说中着笔并不多，但“无论一位骑士给一个家族留下了多少次坎坷，他带来的丰硕的精神之果却可以饲喂一代又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