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个世纪中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很少有令人震撼的大作。一百年来，我们学尽了各种主义和流派，学《红楼梦》、《高老头》、《复活》、《罪与罚》、《百年孤独》，到头来，依然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从总体上看，我们的长篇小说多为上述一类作品的杂烩。这样一烩，原来有无一种“气”且不说，新的“气”并没有形成。有人说，二十世纪是学习，二十一世纪才是出大作品的时代。对此，我并无过多的异议。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检查检查我们的学习。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是合拍的。不过，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几个世纪来的西方贵族社会的最后回声，也是一种传统理想与新兴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肉搏。在叙事方式上表现为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作者似乎是“上帝”的代言人。事实上，这种“上帝”式的视角在中国并没有文化根基。“上帝之死”在中国作家这里，往往变成了“家族”的灭亡，这是“血缘宗法制”的自然社会灭亡的延伸。所以，早期几个比较著名的长篇小说，譬如《家》、《子夜》、《财主的儿女们》的上卷，尽管都在学习“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但依然可以看出《红楼梦》的影子。问题在于，那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整天叫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代性、倾向性，想用这些技术性术语弥补作家对艺术作品深层精神义谛追问的不足，留下了许多隐患。“典型说”的根基全在与所谓“神道”相对应的“人道”。且不说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即使在西方，这种僭妄的乌托邦理想，也一直在遭到质疑。 《红楼梦》并不只写家族的毁灭，这是众所周知的。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有一种“儒”经“道”纬的艺术思维和结构方式。“儒”：入世的、历史的、家族的；“道”：出世的、神秘的、个体符号的。贾府家族气运的兴衰的根本原因，并不局限在外部世界（如，一个社会推翻另一个社会，一个家族击败另一个家族），而是“道”轮运转的必然结果。当代也有许多写家族小说的作家十分敏锐地直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并不关心家族颓败的外在原因，而是在家族内部的个体身上挖掘。但大多都写得过于神秘，同时，又缺少批判现实主义那种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对人性的深刻批判。 批判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是西方文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社会思潮的原因（如果说文学与社会思潮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只能说文学的预言作用的结果）。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过渡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当年对他可以说是敬而“远”之）。在陀氏那里，一种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和一种深刻的肉体虚无主义相互驳论，达到了惊心动魄程度。他一生尝试了各种长篇小说的类型：书信体小说（《穷人》，把爱的理想从许多人身上转到某一个人身上）；侦探小说（《罪与罚》，不但要侦破社会罪犯，还要侦破心灵中的原罪）；独白小说（《地下室手记》，说它是意识流小说也未尝不可）；教育或成长小说（《少年》）；还有他临终前的绝唱，宗教启示录式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在《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结尾处，陀氏借阿辽沙之口绝望地宣布，拯救之路已经阻塞，“只有回忆或许能拯救我们”。他似乎预言二十世纪文学再也无力承担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道（尽管他自己最终依然回到了苦难的大地），而只能是一种自修自救的小乘“自了汉”。后来，西方也果然出现了以作家的回忆为主的小说，如《追忆似水年华》和《百年孤独》等作品。这些作品尽管不是救苦救难菩萨道，但也可以说是一种“金刚不坏”罗汉身了。现代主义的唯美倾向，使作家只能在记忆中保留那些最美的诗的片段。这或许是说，在一个没落的时代，能保持清醒的记忆者，已经是“蹈火不热，潜行不空”的高境界吧。看来，“自了”也并不容易啊。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家族颓败主题为核心的长篇小说，那些主人公从家里冲杀出来之后，便走上了冒险或逃亡的道路。这是中国式的流浪汉小说的起源。从主观愿望上看，这些主人公的冒险（包括战争、革命、土改等等）也是想救苦救难，成为人民的大救星。事实上，他们是否会给百姓带来灾难，也是很难预料的。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下卷，就是写一个人从家族中冲杀出来，怀着一颗普渡众生之心，走上冒险和逃亡之路的。可怜的是，蒋纯祖在乡间即将死去之时，竟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张报道苏联战况的报纸上。这些小说中，逃亡是假像，冒险才是真义所在。他们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冒险从本质上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新时期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既没有达到批判现实主义对人性深刻批判的高度，也没有达到现代主义在艺术形式上“洁身自守”的“自了汉”境界。当然，写得最好的还是《家》等一批家族小说。这并不奇怪，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家族”更熟悉的东西了。当代小说家中也有一批十分热衷于写家族的，如莫言、苏童等。不过，所有的家族小说，都只能是《红楼梦》的影子的影子。 2 严格地说，那些参得了“大乘菩萨道”的伟大作家是不可模仿的（像但丁、莎士比亚、曹雪芹、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你硬性地模仿，也只能学些皮相。即使那种达到了“小乘自了境界”的作家，也不是随便能模仿得了的。博尔赫斯就是一个例子。博尔赫斯终其一生在图书馆里修“道”，可谓修得了“金刚不坏之身”。他尽管不具“佛眼”，但也可以说达到了“慧眼”或“法眼”境界。世界和事物在他眼里，总是另有一番大光明景象。除了一些杀人迷案之外，世俗生活与他了不相干（“多情即佛心”的情字，他似乎也不大关注）。普鲁斯特的回忆之术，也不是想学就学得到的。他的回忆是与其自身的“修炼”分不开的，其感官已经与周围的事物完全融为一体，以致于眼耳内通、鼻舌互用。但是，回忆中的温柔和诗心，来自他博大的心胸。否则，记忆就可能成为“记仇”。因为童年的、以往的生活并不会是美好的。所以，新时期文学，尤其是伤痕文学，其“回忆”尽管使人的生存尊严和感官得以苏生，但多是些“记仇”的作品。这些强迫性记忆导致的焦虑，正是我们潜意识中竭力要遗忘的东西。看来，仅靠模仿，而缺少自身的渐修和参悟，是很难达到境界的。禅师教小和尚时并没有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叫他们担水扫地，目的就是让他们在实践中自修自悟。如果师傅伸出一个指头以示悟道，你也学着伸出一个指头，他会将你的指头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