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伟人。他在文学、史学、考古等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因此，郭沫若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工程。选择郭沫若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学识广博、阅历丰富、思想敏锐、多才多艺的客体进行研究，没有广博的文史知识，没有坚实的理论修养，没有超越前人的勇气，是难以接近和超越研究客体的。卜庆华教授曾经专攻文艺理论十多年，有着丰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曾在历史系执教近十年，对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和中国古代史有着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研究；还担任学报主编十余年，广泛接触了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这些都为他全面深入地研究郭沫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在“郭学”研究园地里，硕果累累，成绩斐然。1979年他率先为文艺的春天献上了第一部专著——评《郭沫若评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评传之一，它为作者的“郭学”研究定下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体系。1986年又出版了《郭沫若研究札记》，进一步为作者的“郭学”研究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1995年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新论》（首都师大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新论》）是他“郭学”研究中的第三部专著。这是一部视界开阔、资料丰赡、熔学术性与史料性于一炉的学术专著。它保持了作者前两部专著的优点和特点，但又有新的重要开拓与创新。全书可谓是“旁征博引，钩玄发微，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对‘郭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创造性研究。”因此，《新论》表示作者的郭沫若研究又有重大进展，它是“郭学”研究园地里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佳作。《新论》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论》对“郭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 对郭沫若早期思想，“郭学”研究界基本上是从政治态度、文艺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很少从哲学上，即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哲学思想这个理论基础的研究未能深入，对其它关于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等的研究，也就捉襟见肘，难以深入。《新论》从“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思想”、“社会历史观”四个方面，对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解决了“郭学”研究中的重大难题。哲学理论难题的研究推动了其它方面的研究，使其它领域的研究获得了理论的指导。《新论》在论述郭沫若文艺思想时，从认识论的高度，抓住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中的中心问题——“表现”与“再现”考察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从而得出“郭沫若早期对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既不是彻底的‘表现’派，也不是彻底的‘再现’派，而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崭新的结论。 郭沫若与泛神论思想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郭学”研究中的难点。前人对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探讨，或则注重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渊源的介绍，或则印证郭沫若创作中存在着“泛神论”，或则阐述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近年来虽有人指出郭沫若对“泛神论”的理解和说明存在前后自相矛盾的现象，但几乎都论定郭沫若是深受“泛神论”影响的。《新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探源考流”，对学术界认为泛神论对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它首先论证斯宾诺莎的思想中存在着“自因”学说。这种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上帝的存在，排除了上帝为自然的原因的宗教唯心主义”，进而论定斯宾诺莎不是泛神论者，而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次通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第二点对歌德泛神论思想介绍的一段文字的精细剖析，说明郭沫若对泛神论的理解、阐释是不够科学的，“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并进而论定郭沫若没有从哲学体系上吸取泛神论思想，“主要吸取的是斯宾诺莎的‘物活论’思想。”《新论》所得出的崭新结论，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上，论证严密，令人信服，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 郭沫若与“唯能论”思想的关系问题，仅陈永志先生在《郭沫若选读本》中提到，学术界没有人进行过论证。《新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考证什么是“唯能论”，继而通过对郭沫若早期佚文《生命的文学》的研读，明确地说明郭沫若是从生命与文学的关系上接受“唯能论”思想的。虽然郭沫若的“唯能论”思想也把“精神作用”说成是“能的发散”，混淆了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但他与“唯能论”者是有区别的，他是借“唯能论”来表现他在文艺上的个性解放要求。《新论》在论述问题时没有简单化，而是实事求是地揭示郭沫若早期思想的复杂性。《新论》正是凭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上述诸多理论难点作了创造性的研究，从而使专著有了一个较高的学术视点，显示出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新论》对“郭学”研究从1919—1949年30年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3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些对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批评和观照，多少带有当代评论的性质，缺少历史的批评眼光。随着时间的行进，一些研究者拉开了与研究客体之间的距离，能够进行比较客观的带历史性的审视。《新论》作者熟谙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能将有关的评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观察和剖析，因此，他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敢于概括，敢于评论，表现出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富有历史眼光。仅从对《女神》研究历史的描述看，作者从“《女神》的审美价值”、“《女神》反映的时代精神及其地方色彩”、“《女神》表现的作者的哲学思想”、“《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四个方面，例举宗白华、朱自清、朱湘、草川未雨、闻一多、饶孟侃、周扬等几十人的文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述评。作者在论述中，不以郭沫若的是非为是非，不以自己和某些人的好恶为好恶，力求客观公正地评述各家的得失。如草川未雨对《女神》是完全否定的，《新论》既指出他的主要观点的不当，又肯定他的观点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又如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顾仲彝和向培良基本持否定态度，《新论》对他们的评述没有简单化，既肯定他们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如对郭剧历史环境、布景、服饰和对话等过多“现代化”的评析，又对他们的艺术至上主义进行了尖锐有力的批评。这种科学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