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能式”文化巨人郭沫若来说，诗歌创作是他文学活动的起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诗歌创作与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的同步性和他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巨大贡献，使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对于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已经走过了70年的路程。它愈来愈超出郭沫若诗歌本身而趋向于复杂的现代中国文化现象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等领域。因此，对70年来郭沫若诗歌研究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过去了的70多年，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以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我们把郭沫若诗歌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分别予以评述。 一、建国前的郭沫若诗歌研究 对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进行评论和研究，几乎是与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同时起步的。1920年，当郭沫若的诗名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时候，《时事新报·学灯》为郭沫若编发诗作的宗白华，以他深厚的美学修养和对诗歌艺术的敏锐感受，发现这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称郭诗的风格“偏于雄放真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①]田汉也对郭诗较早进行了评价，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先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②]这些直感式的评论，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都较为准确地概括了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特色。 1921年《女神》的出版，确实成了“新诗坛上一颗炸弹。”它那全新的思想内容及诗歌形式给当时的诗坛以极大的震动。《女神》的出版也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当时的郭沫若诗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女神》的研究上。第一个对《女神》进行专文评论的是郑伯奇。他的文章[③]从当时郭沫若的生活境遇、个性、思想状况、世界观等方面对《女神》进行了多角度的评介。可贵的是，文中强调“作者的自我，完全是情感统一的，作者是一个Passi-onal（充满激情的）”人。在“作者的作品中，自我完全在那里活跃”。谢康也较早对《女神》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女神》“那种奔放的热情，打破因袭的力……是我们‘五四’以后血潮汹涌的青年的写照啊。”并且认为郭沫若“是个自然歌颂者，生命力之歌颂者。”[④]对《女神》在新诗史上的地位第一个给以明确肯定的人是郁达夫，他指出，在五四诗坛上“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⑤] 这时期对郭沫若诗歌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是诗人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⑥]和《〈女神〉之地方色彩》[⑦]两篇论文。正是这两篇论文的出现，把郭沫若诗歌研究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上。闻一多认为《女神》是中国新诗进化期中臻于成熟的作品，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他第一个科学地论述了《女神》的时代精神：“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在文中，作者把《女神》的时代精神归结为五点：“动的精神”、“反抗的色彩”、“科学的成分”、“世界大同的色彩”和“表现当时青年的烦恼悲哀”。闻一多说：“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的这种物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闻文又从当时青年的普遍苦闷心态来说明《女神》受欢迎的原因，是《女神》传达出了当时的时代情绪。这种分析在当时无疑是超拔特立的，以至于它成了郭沫若诗歌研究中一个里程碑似的论文，保持着长久的学术生命。 在《〈女神〉之地方色彩》里，闻一多提出诗歌要做“中西艺术结婚以后产生的宁馨儿，”不要“一味地时髦是鹜。”诗歌“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要“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等论述，对当时初创期诗坛上过分欧化的弊病有一定的救治意义，对郭沫若诗歌的发展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十年代初中期作为郭沫若诗歌研究的初创期，学步时的幼稚和肤浅是相当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评论文字多是篇幅短小的应时之作，还缺少对郭沫若诗歌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对郭诗艺术上的极大创新和鲜明特色还缺少科学的分析。对郭诗中表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泛神论等还缺少研究。但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还是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表现为研究者大都能注意到郭沫若诗歌的独创性并能对此给予公正的评价；也大多能把握住郭诗中跳动的时代脉搏，对郭诗中体现的时代精神能给以准确积极的评价。 远离了“五四”时期的创造与新生，喧哗与骚动。历史进入了民族危亡的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虽然少了“五四”时期的那股锐气与冲动，却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稳健与客观，这同样表现于郭沫若诗歌研究中。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推进了郭沫若诗歌的独创性以及对新诗贡献的探索。朱湘在题为《郭君沫若的诗》[⑧]的文章里将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概括为三点：一是单色的想象，二是单调的结构，三是对于一切大的崇拜。虽然这种概括并不十分科学，但毕竟是从想象、结构和意象等诗歌艺术方面对郭诗的最初考察。文中还肯定了郭沫若诗歌创作中“求新的精神”。从“材料上”和“工具上”对这种“求新的精神”进行了阐释。从这里考察郭沫右诗歌创作的特点可以解决许多郭沫若诗歌研究甚至创造社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可惜作者阐述得简单，也没有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从诗歌发展的历史中把握郭诗的价值。他认为郭沫若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这一分析兼有文学史家的学术眼光和诗人的敏锐。“泛神论”与“二十世纪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也成了以后郭沫若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郭沫若文学研究者。 蒲风的《论郭沫若的诗》[⑨]一文把郭沫若同当时的诗人进行了比较，认为郭沫若的“热情豪放的色彩，浪漫主义的精神，总使人们记起了一种新的活泼的、力的姿态。”作者总结30年代以前郭诗的特色“是气魄的雄浑、豪放”。“由于他的这种风格，他所取的形式不是刻画、叙述，而特别长于抒唱。”对“抒唱”的强调，可以说道出了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一个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