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深刻地影响了两地的文学艺术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说是京派和海派的母体。上海文化的洋化程度较深，这使海派的文学选择明显带有先锋性；京派的文化选择既是平民，又是贵族的。与此相对应，是京派小说家以高品位文人而自居为“乡下人”，而海派作家的文化角色则是“敏感的都市人”。在审美追求上，京派重乡土民俗，海派重洋场声色。京派使自然人性带上浪漫情调的神性，海派使现代都市性意识蒙上死亡的阴影。 一、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的流派 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命形态，每个时期都有它每个时期作为一种生命的发育阶段和关注的焦点。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它首先关心的是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经过十年左右的激昂奋发的开辟性的工作，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前期，它开始更多地注意自己已经是新文学的自身，关注自己的文体建设。今天要讲的京派和海派（主要指上海现代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建设的流派。 所谓京派和海派，都没有成立一个稳固的社团，它们的流派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体特征，以及在以文会友过程中因趣味相投而形成的群体意识上，京派的成员主要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语丝社和现代评论社滞留在北京的部分成员，比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文炳）、杨振声、凌叔华、沈从文，以及一批后起之秀如林徽因、萧乾、芦焚（师陀）、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以及理论批评家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刘西渭）。鲁迅在1929年7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已敏锐地感觉得到这种流派的分化重组： “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沈从文作为流派中人，在四十年代这样回忆道： “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从现实学习（二）》载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 京派组合的方式虽然很多：比如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家里按时举行的“读诗会”，在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在北平东总布胡同的“太太客厅”的文人聚会，以及萧乾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每月一次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约稿会。但是从沈从文上述的话来看，他最重视的是两条：（一）报刊的理想的态度，包括《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骆驼草》《文学月刊》《水星》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二）大学的风气。这些人多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或哲学系的师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学院派，对中外古今的文学能超越具体派别采取宽容的态度，选择他们指认为精华的东西加以融合，把浪漫激情消融在古典法则中，于写实之处焕发出抒情的神韵，讲究文风的浑融、和谐和节制。 海派的情形更为复杂。它是洋场派，却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品位。清末废科举之后，一批苏州、常州、扬州的落魄才子在上海洋场写鸳鸯蝴蝶派小说，被称为“老海派”。四十年代张爱玲、徐讦、无名氏以洋场男女、或爱情传奇为题材，写了许多新颖圆熟，或充满现代主义的浮躁的作品。就是三十年代的海派，也有张资平为代表的平庸的三角恋爱小说，以及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探索性文学之分，其间的文化品位的差异，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着重讲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叶灵凤等人组成的现代派。这个流派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是上承前期创造社的。因为二十年代前期，郁达夫写的《银灰色的死》、《青烟》等小说，引英国十九世纪末的黄面志The yellow Book和日本的佐藤春夫为同调，已带有现代主义色彩了。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都有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味道。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滕固的《壁画》和叶灵凤的《鸠绿媚》等小说，说是采取“新浪漫主义”手法，实际是前现代主义作品。叶灵凤在创造社一些元老作家左倾之后，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加盟进入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派。 上海现代派是一个青年人的流派，它是一批青年人追踪外国先锋文学思潮而产生的，带有鲜明的探索性和试验性。施蛰存、戴望舒、杜衡是杭州之江大学“兰社”的成员，1926年3月合编小旬刊《璎珞》，每本定价三分钱。三位编者被称为“文坛三剑客”。1928年9月，台湾作家刘呐鸥，由日本来到上海，同时也把日本当时的先锋文学新感觉派的影响带到了上海。他与当时在复旦大学法文班读书的施蛰存、戴望舒同办《无轨列车》半月刊。还把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片罔铁兵等人的作品译为“现代日本小说集”《色情文学》，在他们几个合办的水沫书店出版。《无轨列车》被查禁后，1929年9月施蛰存主编《新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写成的历史小说《鸠摩罗什》。戴望舒、刘呐鸥的译作也在这里发表，更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了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等小说，这些作品写下层人物桀傲不驯的性格，被时人称为“普罗小说中的白眉”。1932年5月，拖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其后又有杜衡参与编辑，叶灵凤作装帖设计。创刊号首篇是穆时英的《公墓》，这标志着穆时英转变创作方向，他后来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的圣手”，就是从这篇小说开始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说明，外间常称这个流派为新感觉派，这种称呼对于刘呐鸥，穆时英是合适的，但对于包括施蛰存，戴望舒在内的整个流派就显得帽小头大，施蛰存在1933年曾经有一段反批评，说：“因为（楼）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灯下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