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七年文学的女性形象塑造，从表面上看，她们已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努力反拔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异常自我的女性形象。实质上，她们仍没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男性目光的观照之下，她们或成为完全泯灭了女性意识的“铁女人”，或成为赤裸裸的性符号，二者不约而同的成为作家们适应时代的某种表意策略，作家们在这种“表意”之中是以牺牲自己的艺术个性为代价的。在女性主义文学已成浩然之势的今天，回头去反顾“历史”，仍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时代，“十七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研究的话题。“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已成为评价十七年文学的一个基本定位标准。在政治强光的笼罩之下，人物形象的塑造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主导意识状态之中：好人与坏人的区分成为人物塑造时首先要面对的选择，在这种截然对立的选择之中，人的许许多多的自然性征大多被过滤掉了。无论男人、女人，共同的本质压倒了个性的挖掘与表现。本文试图从十七年文学中有关女性塑造这一问题，阐述十七年文学创作过程中文学本性的迷失，从而对那个特定的文学时期加以重新的描述。 一 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永恒的关系。在渊源流长的文学创作中，女性一直承担着重要的文学角色。在许多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都极尽描写之能事，充分展示女人作为女人的性别特征及性意识。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作家们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区别于古典的，现代的女性形象，她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之上，呼风唤雨，淋漓尽致的展现女人的“雄姿”。如果客观的对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加以描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十七年文学给当时读者的震撼，不仅在于它塑造了梁生宝、周大勇、许云峰、朱老忠这样具有崇高意味的男人，也在于它为当代读者贡献了李双双（李准《李双双小传》）、新媳妇（茹志鹃《百合花》）、卜翠莲（周立波《山那面人家》）、肖淑英（李准《耕耘记》）等崭新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女性形象，完全摆脱了以往女性满身粉黛气的娇柔形象，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但我们又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塑造（其他类型的人物塑造亦如此）明显的存在着共性大于个性的缺憾，作为单个人来考察，形象塑造得“生龙活虎”，作为系列考察，则给人似曾相识的雷同之感。作品中作为主要人物而出现的女性，她们表现出了共同的精神气质，即，革命的本质特征掩盖了女性的自然性征。洗尽铅华后的女人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之上呼风唤雨，极力弱化自己的“女儿性”，从而获得与时代协调一致的精神色调。康濯曾有一段话评论胡万春的小说《“一点红”在高空中》的主人公“一点红”，“就在这火热宽广的熔炉的高空，有个外号‘一点红’的娇惯的姑娘阿珍，经受了锤炼和正在成长；就是说，这位‘一点红’正在红光普照的高空里，消失于一片金红的人海，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集体之中。”（重点号为作者所加，选自《工人短篇小说选》的序言《为工人创作而歌》，1964年工人出版社出版。）“消失于一片金红的人海，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集体之中”，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的至高境界，表面上看，作家康濯评论的是“一点红”在高空中作业时的景观，实际上概括了十七年文学人物性格塑造上的一个普遍的特征：泯灭个性，努力使自己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可争议。女人，在十七年文学作品中是被异化了的，无论是李双双，管家嫂子（建才《管家嫂子》），还是肖淑云，她们身上女人的自然意识处于沉睡状态，儿女情长，夫妻之爱，与她们是不屑一顾的。“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恩格斯《路德维熙·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人为的去回避这个问题，从而出现了一大批非凡人形象。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塑造，比较执著于自我的情感世界的自白，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私小说。而十七年的作家在努力的反拔这些，描写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在这一反拔中却完全走向一种迷失，即：女性意识的全面丧失。“咋看去活象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李金山《锻炼》）”，走路“登登登，说话瓮声瓮气（建才《管家嫂子》）”，“高喉咙大嗓子（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这是作家们塑造女性形象时常用的描写，这些描写都在强化女人的男性特征。在十七年中，作家们为适应统一的政治标准和艺术规范，是以泯灭自己的艺术个性为代价的。此种观念反映到作品中，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塑造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特征靠拢，决不能旁逸斜出，那么作为女性形象所固有的那种气质，那种独特的感情世界完全淹没于时代的“红”洪之中。 “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兽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类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人性或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在基督教里才找得到。”（恩格斯《反杜林论》）而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由于各种非文学的评价标准把没有人的自然本性的“英雄形象”推到一种极致，显然是人为的拼凑。而女性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正面女性的塑造，这种非人道的情况更为严重。 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茹志鹃与周立波的创作显得异乎寻常，在这两位作家笔下，塑造了几位很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这原本天经地义的描写，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却成为“例外”。茹志鹃无论是在《百合花》中塑造的娇羞的新媳妇，还是《春暖时节》中追求女性人格独立的静兰都给人留下温馨美好的回忆。新媳妇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真、善、美的象征。如果说《百合花》虽写于十七年，却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积淀，所以较少时代对作品、人物影响的话，那么《春暖时节》完全是十七年应运而生的，这篇作品以五八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作为背景的，但在作品中茹志鹃没有象其他作家那样把浓烈、奔放作为作品的风格，也没有把女性塑造成锋芒毕现的“铁女人”形象。主人公静兰也是一个追求女性价值实现及人格独立的形象，但作者并没有让她去刻意追求与男子行为特征的相似性。茹志鹃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注重女人与男人精神的平等，在这种精神平等的追求中，静兰并没有牺牲自己的女性意识，既与男人在精神上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又保留了女性特征，因而，这个形象在十七年中不能不说是独特的，即使到今天这个形象对女性文学创作仍具有借鉴意义。同时期的周立波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很独特，十七年文学大多数作家似乎都在用一个“忙”字来概括女人的全部生活，而作为女人对生活的其它体味、感觉都因此而被掩盖。周立波曾受到批判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中对女性的生活做了别外一番的描写，“青春、健康、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翡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胧的或是确实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她们快乐的源泉。”在这里，女性恢复了她对生活全部的感觉、青春、健康、劳动、田野、月色、花香、爱情，如诗如画的生活，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女，这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花木兰驰骋疆场的雄姿固然可敬，而“对镜贴花黄”的木兰更显女性的本真。《山那面人家》表现的即是女人的本真，生活的本真。周立波在铺天盖地的浓烈、火爆之中，吹出一只清凉，悠徐的曲子，显得格外的清新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