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一、“新生代”诗的兴起 新潮诗的第一个阶段，即“朦胧诗”阶段，从1978 年的兴起， 到1983年被Pass，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五年的光景。它像一根被擦着的火柴，也发出过短暂的亮光，但很快就熄灭了。之后，留下一股缓缓升起，然而转瞬间就消失得不见踪影的青烟。 被三个“崛起”论者大肆张扬的新潮诗——他们把它鼓吹成是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大方向，竟如此的短命，在短短几年中就由盛而衰，由衰而竭，并终于夭折。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焉。 蓝棣之在一篇文章里写道，“1985年以后在全国各地都起来了一大批更躁动不安的青年，他们迅速地把朦胧诗变成历史的陈迹”（见《生命情欲与时代脉膊》，载1993年1月6日《文论报》）。程蔚东在浙江喊出要“Pass北岛”。他说，“北岛、舒婷的时代已Pass”了。这种景观的确使“崛起”论者感到十分难堪。不仅如此，也大出北岛等人所料。舒婷在“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献给我的同时代人》）时，她和 朦胧诗人们万万不曾想到，这些“‘后来者’们竟然打出了‘Pass’他们的旗帜，而且这一次来得如此猛烈，是以群体展示的形式出现的”（田志伟：《浮躁：当代诗坛的顽症——“新时代”论纲》，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 这些后来者，就是被称之为的“新生代诗人”，“第三代诗人”，“后朦胧诗人”。谢冕则将他们称为“后新诗潮”诗人。 为什么“新生代”的诗人竟会如此快速地就把被一些人视为新诗的主流的“朦胧诗”挤出了诗坛，变成了历史的陈迹，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崛起”论者之一的徐敬亚说得很含混，他说，朦胧诗“恰是它的果实否定了它，并推进地淹没了它”（《历史将收割一切》，见给《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写的前言）。孙绍振只是对“新生代”诗挤掉了“朦胧诗”感到怒不可遏，而对“朦胧诗”为何落得个如此不体面的下场，未着一词。“崛起”论的魁首谢冕把“朦胧诗”的消退，归之于潮流的冲撞。他说，“潮流对于岩石的冲撞，乃是持续不断的无情”。接下去他又说，“一个衡定的秩序被破坏了，另一新秩序尚未建立（按：指“朦胧诗”妄图建立的一统天下的所谓“秩序”），接着几乎是不顾一切的‘粗暴’的侵入”（见《美丽的遁逸——谈中国后新诗潮》，载《磁场与魔方》，第211页）。他说的“粗暴”的侵入， 就指的是“新生代”诗的兴起。 现在我们来听听“新生代”诗人们是怎样说的：青年诗人程蔚东在《别了，舒婷北岛》一文中讲道：“我觉得应当和你们再见了，舒婷北岛。你们曾经朦胧，我们也跟着朦胧。但不久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朦胧什么呢？你们不相信一切，你们又并不是不相信一切。你们为迷路的蒲公英朦胧，你们为远和近朦胧，你们发出的声音是奇特而勇敢的，也许在沙龙里有你们的市场，或者在不谙世面的学生中能够再朦胧下去，一进入现实生活，我们便发现你们太美丽了，太纯洁了，太浪漫了，于是我们忍痛割爱。别了，舒婷北岛，我们要从朦胧走向现实。” 认为“朦胧诗”必须消退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本身，即它与现实生活的背离。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征结的所在。不过，“新生代”诗人们心目中的“现实”，却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新生代”诗人陈超在给《以梦为马》一书写的序文中，认为“朦胧诗”的解体，不是由于外部的原因，而是起于它内部的变化。他分析说，北岛的诗，原先注重的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则走向对人类异化生存的研究；而杨炼则由“青春燃灼的良知歌唱”，走向了现代史诗的“‘生存——文化——语言’的综合处理”，更多地专注于现代人的精神分裂和呕吐这个主题，走向了神秘化。芒克则由“昔日的狂飚突进者”，走向了“空虚和不踏实感”。这些就显示了作为潮流出现的“朦胧诗群”的解体。 “新生代”最早的带头人，也是《大学生诗报》的发起者之一的尚仲敏在《反对现代派》一文中说，“朦胧诗”以西方现代派诗歌为马首是瞻，特别是跟在西方象征主义后面亦步亦趋，造成了诗歌“语言的混乱和晦涩”，从而“违背了诗歌初衷，远离了诗歌的本质”。他认为“朦胧诗”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在世人看来，“诗人不过是人群中高深莫测、故弄玄虚的那一小撮”。这样一来，“诗人的形象被世人彻底误解，有的甚至声名狼藉”（见《磁场与魔方》，第235页）。 上引三种意见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都认为“朦胧诗”的消解，完全是它自身原因造成的。但对这个“自身原因”，他们的视点并不一致。 谢冕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他把“朦胧诗”的消退归咎于“新生代”（即他称之为的“后新诗潮”）的“‘粗暴’的侵入”。这是毫无道理的。准确些说，“新生代”诗的兴起只是加速了“朦胧诗”的消亡。 “朦胧诗”的亡，亡在这样两个主要方面：它脱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即在思想内容上它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愿（它否认甚至完全抹煞人民的这种意愿），在诗的语言上，背离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因此，我们并不一般地讲“朦胧诗”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具体地指出它背离了顺应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也并不一般地讲“朦胧诗”的晦涩，而是具体地指出它的形式，特别是在语言上，遭到了人民——读者的拒绝。 大约在1983年下半年，“朦胧诗”就已经露出了它的下世的窘相，因为已经有一群年青人拿起铁锨在给它挖掘墓穴了。迨至1984年，“现代主义诗歌群众运动在四川就大肆泛滥”（开愚语）起来（见《磁场与魔方》，第274页）。特别是到了1985年， 连徐敬亚也只好不胜惋惜地说，中国“现代诗的天下已经是他们的了”。这里的“他们”就指的是“新生代”（或称“第三代”）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