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公仆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形象，以奉献美、牺牲美为审美价值核心。这种约定俗成的审美价值规格导致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陷入困境，而成功塑造公仆形象的文学品种，只有报告文学一枝独秀。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有着自身的独特规律。当代作家创作公仆文学的艺术才能是“偏瘫”的，原因在于其审美心理结构历史性地发生了故障。 关键词 公仆文学 公仆形象 审美规格 艺术虚构 当代公仆文学〔1〕创作引起的反响共鸣， 主要集中于作品的社会价值、社会意义方面。作品中的公仆形象的高尚精神品格，总是评论媒介和感动不已的读者群体颂扬的热点话语。至于作家如何写公仆，很少有人关注。当代公仆文学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却未能从作家如何塑造公仆形象的角度引起应有的评说，究竟是作家塑造公仆形象的“技术”无懈可击？还是他们的艺术弱点被忽视？深思和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催生、发展当代公仆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代文学塑造公仆形象，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审美规格。这条审美规格，规定制约着作家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创作的思路，决定了中国当代公仆文学的格局和命运。 公仆文学创作的审美规格，来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民群众关于公仆的共识。在一个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社会，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公职人员应该是群众选举、任命并接受群众监督的“社会的公仆”和“勤务员”，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构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仆思想付诸实践，以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为模式，培养、教育和选拔干部，悉心设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并获得了成功。因此，人民公仆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很高的“社会规格”。在中国当代人的心目中，公仆是无私奉献的同义语；是富于共产主义牺牲精神的楷模；人民公仆的灵魂世界应该是通体透明、一尘不染的。那些计较牵挂个人利害得失的公职人员，是没有资格冠之以“人民公仆”的美誉的。这种高尚无私的公仆并非是社会公民一厢情愿的奢望，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高尚公仆“多产”的摇篮。从焦裕禄、张鸣岐到孔繁森，共和国的土壤里成长出了一批又一批为人民竭诚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歌可泣的优秀公仆。人民群众在深深感动之余，心目中逐渐沉淀、形成关于公仆的“规格”，并且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多产生一些焦裕禄式的高规格的公仆来。 人民群众关于公仆的社会规格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当代文学塑造公仆形象的审美规格。作家为公仆造型，不加思索就会按社会群体心目中沉淀的高尚规格去操作。“以牺牲为美”成为作家刻划公仆形象的美学原则。公仆人物愈有牺牲精神，就愈有审美价值；他们为群体利益付出的个人代价愈沉重，就愈能催人落泪。作家塑造公仆的思路，总是习惯于将人物牺牲的一维凸现、拉长、聚光、放大；而将个人利益的一维斩断、割弃、放逐，以期强化公仆形象的审美价值和分量。当代作家生产公仆文学，事实上已经衍化成这样一种单一的艺术观念：公仆就意味着牺牲，无牺牲就不能成公仆。牺牲的剂量是权衡公仆形象“含金量”的唯一标准。塑造公仆形象，不集中笔墨表现和讴歌他们的牺牲美，对于作家来说是很难设想的。 这样，公仆形象塑造就在一个“封了顶”的审美空间中操作，作家必须完成很多“规定动作”，艺术个性化的路子越走越窄。擅长写新生活的作家赵树理早在50年代就意识到“不好写”，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写领导人物，总不免外加些，《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的共产主义理想。”〔2〕公仆文学很难虚构， 这是涉足公仆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共同的感悟。时至今日，塑造公仆反映生活的作家并没有走出赵树理的两难之境：他们从直觉上以为，文学作品中的公仆典型，应比实际生活更理想、更感人！他们期望按某种理想化的人格结构，给社会树立一个富有示范意义的“标本”。但若虚构一位比焦裕禄更富有牺牲品格的优秀公仆，审美效果恰恰适得其反。既然生活中已有真实、感人的公仆，虚构还有什么意义？作家们在种种的尝试失败之后，知趣地放弃了虚构。如果说当代文苑依然有催人落泪、富于时代风采和强烈审美感染力的公仆形象问世的话，稍作留意就会发现，成功塑造公仆形象的文学品种，只有报告文学一枝独秀，占尽风情。 检阅当代公仆文学创作的阵容，可以说纪实性的作品引起的反响热烈、火爆，而虚构性的作品却单薄、寂寞。文学画廊中陈列的成功的公仆形象，和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相比，仅仅只是一些精彩辉煌的“样品”。由于虚构力孱弱，公仆文学创作欲望的启动，依赖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故作家写公仆处于一种被动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期待中。当代文苑并不缺乏迫切呼唤公仆、寻找公仆、渴盼公仆、对公仆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遗憾的是为数不少的作家的审美能力，只剩下最后的看家本领：参照历史上的清官和共和国曾经“出产”的公仆“范本”，拭目以待，真诚期望生活多出一些优秀公仆，以供他们采撷和摄取。什么地方出了高尚的公仆，记者、作家、戏剧家、影视编导等接踵而至，以炽烈燃烧的艺术激情和插花搭彩的文辞，从公仆自身写到家庭环境；从催人落泪的业绩写到真切动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这条众人联手、以聚拢性思路创造公仆之星的“生产线”显得过于拥挤。感动、流泪、唏嘘之余，我们疼痛的内心会产生这样的缺憾：作家为什么要等待生活中的公仆们精神“涅槃”、人格完形、甚至连生命都奉献出来之后，才匆匆赶去“收割成品”、坐享其成呢？作家沉寂的灵感和沉默的艺术生命，难道真的只有以焦裕禄、孔繁森们的沉重付出才可以点燃和引爆？文学创作本来是作家能动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而公仆文学却滞后于生活，成为“后新闻”写作。谁也不会否认以真实公仆为塑造对象的创造方式，可以生产出长歌当哭、震憾人心的艺术精品。问题是文学功能毕竟不同于新闻通讯，公仆文学创作应有更丰富的审美视野和更开阔的生存空间。现实生活中无数默默奉献的公仆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不应该只是几个高规格的“样品”。而“样品”特有的美感力度和引发的强烈反响，每每令人们觉得公仆文学创作还行，因而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