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开掘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为特征，以重塑民族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为宗旨的寻根文学，产生于世界涌动着的“同祖先对话”的文化潮流的大背景之下，而无力抵御传统文化道德中的消极成分的影响则是其由奇峰突起走向迅速平落的根本原因。 主题词 寻根文学 突起 平落 审视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许多人还沉湎于反复抚摸因十年动乱给人们留下的难以弥合的伤痕，或者还在对造成这场空前浩劫的成因进行反思探索的时候，中国文坛上突然涌起了一股以向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开掘为特征，以建树民族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体系为宗旨的创作潮流，这就是“文化寻根”小说。 寻根小说由八十年代中期的奇峰突起到八十年代末的突然平落，前后历程不过四、五年时间，但它却给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对中国古典美学境界的有意识的追求和重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回顾和审视这一文学思潮，我们不难发现：国际性的“同祖先对话”的潮流是其产生的文化大背景，将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是其鲜亮的理论旗帜，重塑民族性格、精神、品德是其创作上的目标追求，而无力抵御传统文化道德中的消极成分的影响则是造成其迅速归于沉寂的根本原因。 一、时代背景：世界涌动着一股“同祖先对话”的潮流 早在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并号召广大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到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中去，确立为人民大众特别是为工农服务的思想，以自己的创作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批作家就自觉地分赴到曾经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赖以发育成长的重要摇篮——黄河流域的那一片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神奇的黄土地，深入到了他原先并不熟悉的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之中，去认真体味研究中国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努力发掘钻研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民族风格，很快掀起了一股以表现北方农民的生活、命运为中心的“寻根究源”式的创作热潮，并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工农民众生活土壤的成功的作品。《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些作品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民众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热情讴歌了他们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风姿与意志，也创造出许多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既有民族传统色彩又富有新的时代气息的艺术形式，从而真正实现了“五四”以来长期处于狭小读者范围的新文学与广大中国农民的历史性的“对话”：农民从新文学中得到现代科学、民主与文明的启蒙和影响，并加速了自身的觉悟；农民的觉悟则促进了解放区群众性文艺创作热潮的兴起和民族传统文艺的复兴；传统艺术形式的发掘与追求又有力地推动着作家、艺术家们更加自觉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无庸讳言，解放区文学的“寻根”运动既促进了新文学与千百年来生养栖息在黄土高原的北方爱情的“对话”，但也由于这一运动过份地强调了作家要到农民中去接受教育与改造，使其在接受了农民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阶级意识以及他们身上所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情操和审美意超的同时，又因对农民意识中的狭隘、保守、消极的成份缺乏自觉的抵制而不自觉地接受了某些传统文化道德中的封建性因素和农民的小生产意识的消极影响。这一消极影响不仅束缚了解放区文学“寻根”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将是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涌现的“文化寻根”小说热潮迅速平落的重要原因。 滥觞于日据时期，兴盛于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天的台湾“寻根文学”，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是台湾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带有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一百年前的甲午之战，清廷拱手将辽东、台澎割让给了日本。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但不久又因国民党败据海岛而继续与大陆隔绝分离。即使如此，人们仍然看到，在民族紧要关头，两岸人民始终以同胞骨肉的情谊，并肩迎接历史的挑战。因此，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台湾的文学家们仍然顽强地思念和认同于祖国大陆。如赖和的《讼善人的故事》，杨逵的《模范林》，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钟理和的《原乡人》，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浊流三部曲》都自始至终将台湾的命运和祖国大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或认同、或回归、或关怀思念祖国大陆的倾向。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寻根文学”，可以说是继承了三、四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这一光荣传统，虽然它少了反抗外来侵略的那份悲壮，但仍然表现出凄凉哀伤而又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例如钟延豪的《过客》，写老兵罗多年从部队退役后已做了中学教师，却“终日里只捧着发黄的、大陆上的妻的照片喃喃地念着。”曾心仪的《等》，写一个退伍老兵，为了生活，用伤残的手给人擦皮鞋，可心中深藏着等待有朝一日返回老家湖南的故土之恋。聂华苓在《台湾轶事·写在前面》中说：“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写在前面”中说：“书中牟天磊的经验，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许许多多年轻人的。他的‘无根’的感受，更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同感受的。”白先勇在《蓦然回首》一文中也说：“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诗人们则祷告着“请让我留在梦中不要哭醒才好”（纪弦《梦终南》），询问着“哪一朵白云下是我的故宇”（符节合《白云》），呼唤着“让我回到你们的怀抱里久久的安息吧”（钟鼎文《留言》），悲泣着“故国的泥土／ 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洛夫《边界望乡——赠余光中》），惊喜于“而孙子却说／那地方好近／把岸拉过来／ 不就是老家吗”（罗门《遥指大陆》）。由此可见，台湾及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学”，实际上反映的是离乡去国的游子们的那种依恋民族故土、思念亲人同胞的痛苦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