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丰乳肥臀》获《大家》奖之前，我就开始读它，因读不下去放到了一边。不久传来消息，“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奖金10万元。我反而没有再读这部小说的兴致。继而，几家报纸转载获奖者受奖辞，作家在《光明日报》醒目地发表了自辩文章（一部书尚未流传尚未引起多少评论，作家先站出来辩解，文学史上鲜见）。之后，又有人接连莫须有地就《丰乳肥臀》“风波”向“批评家”发出责难。文章咄咄逼人。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诸如“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君子国的先生”、“批评者肮脏的内心深处”、“那些‘阶级斗争’脸的难兄难弟们”、“当代的道德家们”等等，给《丰乳肥臀》零星的议论扣了一大堆帽子。另一篇则干脆煞有介事地正告：“批评家：不盯‘乳’‘臀’行吗？” 这期间，我十分吃力地把《丰乳肥臀》读完。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不必就一本书的书名多加议论。书若真写得好，即便书名欠雅亦属枝端末节。但《丰乳肥臀》似乎未必就是书名欠妥的问题。而且，我没有看到哪位批评者对“乳”、“臀”的兴趣超过小说本身，更没有看到谁又摆出“阶级斗争面孔”打棍子。 我的疑问是：因为获得10万元大奖，因为有几位评奖专家下评语。《丰乳肥臀》就批评不得吗？无论针对《丰乳肥臀》还是针对当代文学其他重要作品、重要创作现象，我们十分缺乏认真的、有见地的、高质量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称得上批评的批评。 不能说作者莫言没有才华，也不能说莫言对我们民族百年历史苦难的一面缺乏体察，《丰乳肥臀》之中确实显示了作者艺术才华的某些独特之点，寄托了他若干沉重的历史反思。然而，以迄今为止奖额最高的当代文学“大作”来要求，用中华民族百年宏伟又悲壮的历史来比照，《丰乳肥臀》对历史对人性对家族所采取的荒诞而轻率的态度，很难让人信服它是成功之作。 作品的主旨被说成是赞美母亲和大地。可是，这位生育了8女1子的母亲，与命运的抗争几乎全可归结为“性”和“本能”。她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丈夫的血肉，她信佛祖而与和尚私通，慕基督却与瑞典牧师相恋，为报复丈夫又不惜与姑父乱伦或把自己随便“交给”江湖郎中、光棍汉“糟蹋”。对儿女，一方面为他们忍辱负重，一方面又为女儿偷情守门，鼓动儿子与独乳老金上床。这样描写母亲对伦理道德的反叛，究竟是赞美还是丑化？ 小说开局，人畜难产的对比描写颇为扎眼。一边是鲁氏的“嚎叫”，一边是黑驴的“哀鸣”；伸进产道掏出小骡驹，婴儿降生也是同样办法。日本鬼子血洗东北乡后，一边是村民恸哭送葬，一边又津津有味地勾画乌鸦抢食腐尸的情景。猥琐的自然主义、出奇的冥想辅之以叙事的戏谑，美与丑、正义与恶行一锅煮，是莫言的惯用笔法。小说中，山东高密人用屎尿抗击德国人修铁路，火攻日冠，解放战争，土改，“三反五反”，“四清”，“文革”，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反腐倡廉，也同样予以调侃加变形的处理。 说乳房是小说的焦点、重点、贯穿线，并不过分。书中随处可见对乳房的点染、细描、联想。主人公上官金童就是吊在女人乳房上长大的。他不但离不开母亲的乳房，对姐姐们的乳房也垂涎三尺，甚至为扑向女模特儿乳房而撞碎了橱窗玻璃。作品通过上官之口宣称：“对乳房的爱护与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于是，要乳房搭台，经济唱戏”，筹办“国际乳房节”，“走出亚洲，冲向世界”。如此渲染，究竟是幽默还是病态？ 小说内容广博，这里仅仅引述几例，意在申明：作为1995年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丰乳肥臀》可以议论，可以批评。不止这本书，还有不少重要作品和文学现象值得认真探讨。宏观的、思辨的、精英层面的文艺批评有一些，然而，新时期20年来，文学界到底出了哪些好作品，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与时代和人民相关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及应当讨论的创作倾向？这方面的评论，相当薄弱，价值标准混乱，人们难达共识。 最近，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进展，提倡说理的、健康的文艺批评，形成良好的文艺批评空气，又一次成为普遍的呼声。关键是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环境与空气，使说理的、健康的批评能够正常进行。所谓“说理的、健康的批评”当然要屏弃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大批判，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同时旗帜鲜明，鞭辟入里。而开风气之先、起带动作用，自然首先要靠党报和各大文艺报刊，北京的文艺批评家尤其负有重要责任。对此，笔者在不同场合做过多次呼吁，很明显——没有上述前提和实际动作，整个文艺界批评薄弱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变。 摘自《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