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乡村是组成我们社会的两大板块，于是有人用城乡二元结构来概括我们的社会结构。这也许符合一个长时段的生活实际。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这种概括已不甚确切了。目下城市人口的激增，“县转市”的数量之惊人，已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城市概念，而风气所被，乡村伊甸园也早已今非昔比。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说，由于我们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占绝对优势，也由于革命及其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农村题材的创作便相当发达，城市文学的传统则若断若续，整个文学的重心曾长期在农村；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文学的重心已开始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隐蔽迁移。这也许是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迁移。当然，一切都还处在渐变中，变与不变也是相对的。在我们对当前一部分文学现象加以考察时，将会看到，无论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都有大量新因素产生，但又都面对着生活提出的许多新的创作问题。 一、现在文学界谈论怎样不再简单化地用农业文明来批判城市工业文明，而以城市人的身份阅读城市，谈论市民性和市民理想 现在，城市化趋势日益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都市文学的发展问题也成了当代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新课题。这自然不奇怪，因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趋势之一。我们知道，城市是一个具有自身复杂结构的生态系统，是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集中交汇的处所，但它又并非封闭系统，它要向外扩展，要与乡镇交叉，形成辐射网，于是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个个重心。城市是欲望的万花筒，精神的展览会，几乎集结了当代生活一切最典型的矛盾，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最能体现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对今天的文学来说，倘若都市文学没有大的发展，整个文学的状态也难以改观。 然而，我们城市文学的传统却并不算深厚，也不算持久。远如古典的市井文学暂置勿论，现代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文学热也可暂置勿论，仅就建国后来看，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覆盖下，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文化心理上并无多大区别，城市文学独立的审美品格也并未建设起来，其秘密正如有人所说，在于“市民性”的发育不足。新时期以来，虽有众多作家如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王安忆、陈建功等努力续接传统，大力凸现都市文化色彩，如王朔，直面都市的底层和刻划顽主的恣肆，可谓各有贡献，但对应于当今城市化的规模，其深邃、复杂、新矛盾之层出不穷，文学的深广度就颇不相称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外敷怎样的色彩，而在于如何把握市场经济风雨中都市的灵魂和人心的变易，如何回答诸多前所未遇的新问题。现在文学界谈论怎样不再简单化地用农业文明来批判城市工业文明，而以城市人的身份阅读城市，谈论市民性和市民理想，谈论所谓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的换场，谈论城市里崛起的新角色，其实都是围绕着都市文学的承接传统和发展方向。张爱玲、苏青们的成为热门话题，王安忆的说她的长篇新作《长恨歌》“写王琦瑶，是想写出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均与此有关。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透过当今城市这面镜子所显现的精神走向，作家对城市人灵魂的发现。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张欣。张欣并不是个具有很大概括力的作家，她自己也一再地自谦“不深刻”，但公正地说，她确乎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有人说她体现了未来文学的某些雏形，并不过份。在其近作《爱又如何》、《掘金时代》、《岁月无敌》等作中，她体验丰盈，观察入微，描摹生存竞争，世态冷暖，思索清高、贞操的价值和幸福的含义，内涵甚丰。她把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揭示得比较充分，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她显然不是个多么老练的作家，可她总能提供一些新颖的东西，这就值得研究。《岁月无敌》讲述了一个在滔滔欲海中怎样保持清醒，保持自尊，保持美感的故事。母亲方佩与女儿千姿，属两代人，两种美。方佩作为五、六十年代的歌唱家，饱历沧桑，个人生活也颇不幸，但她一直高度自尊地生活着，不阿世，不媚俗，守护着尊严和艺术，一生寂寞，内心丰富。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这一点，小说最后才披露），唯一不放心女儿千姿能否自立，便拿出全部积蓄，断然带女儿去广州闯世界，欲使之立身歌坛，有所作为。此举貌似出于名利考虑，其实内蕴着对女儿的磨炼考验。她这样的人，自然不全能应对今天，对时髦的东西她总保持着沉默，便与千姿时有矛盾。她要女儿坚持高品位的艺术，但为了生计，别说千姿，就连她自己也不得不到夜总会去唱唱通俗歌。千姿在女友妒忌、同行暗算中一点点地成长着，母亲的人生智慧使她早熟。方佩说过，一切荣辱都会被时间湮没，岁月无敌，但她又说，锻炼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自己双腿走路的能力，哪怕你不出名，没有钱，你也能健康愉快地生活。千姿大约不可能全部接受母亲的遗训，她也只能寻求适合她自己又适应时代的方式生活，但她毕竟部份地接受了，在繁嚣中尽可能地守住了自己。作者也许原本要让千姿做小说主角的，但进入写作后方佩变成了主角，这可能因为，作为一个过时人物，方佩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在义利之争中仍有它掩不住的光彩。 张欣作品的魅力在于，她把握住了她的人物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落差中的悬浮状态和心灵困惑。周介人在谈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市民时说：“由于未受市场经济风雨的洗礼，他们对于职业自由选择，资金投向自主决定，人才自由流动，机会公平竞争，自己推销自己，风险自我承担等属于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非常陌生的，因而他们的市民性发育得并不充分”。这些话是颇有见地的。“市民性”也许是个需要深究和界定的概念，但它肯定存在着、发展着，并决定着城市文学的成熟程度。如果说，我们某些涉笔城市的作品，虽有可观的框架，诱人的故事，但读来终觉隔膜的话，那原因就多半在对新的市民性表现得薄弱。生活在发展，市民性也在变化，难度恐怕就在怎样表现变化着的市民性。表面上看，张欣的人物似乎很能适应现在的城市生活，他们在物质上活得还不错，但从深层看，他们的心灵充满矛盾，徘徊无依，于是，张欣用善解人意的笔，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虽然她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毕竟开了都市文学创作的新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