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富亮色的一页。如果从时间顺序上看，外国文学的译介大致经历了由现实主义文学到现代派文学，到通俗文学、纪实文学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也相应地发生了一次次革命，其深刻程度及影响范围均不亚于以往。它向理论界和文学界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带有极大的普遍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从十年浩劫的恶梦中醒来后，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极为迫切。在文艺创作尚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时候，重印、再版外国文学作品自然成了人们青睐的目标。求知若渴的人们在书店购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雨果、福楼拜、勃朗特姐妹和大、小仲马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同时，熟悉了傅雷、汝龙、董秋斯、李丹这些翻译大家。除旧布新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及时汲取批判现实主义合理内核，迅速抛弃假、大、空的创作模式，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出现了一大批深具警醒、反思力量的作品，这便是新时期外国文学对当代文学的第一次冲击波。那些后来被冠以“伤痕文学”的作品着力通过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反映时代的变革，创作者大都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创作方法上注重多层次多侧面地刻画人物性格，开掘心理世界，以塑造真实感人的艺术典型为审美追求，现实主义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复兴与回归。 外国文学对当代文坛的第二次冲击来自现代主义作品的大量翻译。论及外国现代派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文学上的创新促成了对现代派文学的大量译介，还是现代派思潮的作品与理论争鸣导致了新潮文学（或现代派文学）的产生？有些汉学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以其自身固有的现代主义许多特点，早已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过美学上的影响。至少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并非单向的影响——接受关系，而是双向影响关系。我们在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借鉴问题上，能明显地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生存、流变、发展的不寻常道路。当萨特、弗洛伊德、卡夫卡、尼采再度潮水般涌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家所表现的欣喜与趋从反映了作家们力图快速适应时代变化，从多角度反映日益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与变幻难测的心灵律动的迫切愿望。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冲击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上。一批作家倾向于表现人类存在的荒谬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世界的无序性，这使得新潮小说呈现出了有悖于惯常欣赏习惯的风貌。不过，最使中国当代作家感觉新奇、神注和富于挑战性的还是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实践的结果是先出现了素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的作家转向积极吸收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和手法，使得正在深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发生了较大变异。在所谓’85新潮后，从“先锋小说”、“文化寻根小说”等的涌现可以看出，一批作家开始放弃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且公开打出反传统旗号，竞相实验和追求非理性的、所谓更“现代”的东西。但五花八门的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各走极端，有的甚至从根本上违背艺术规律，成为文学遗迹。由于某些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不同程度地抱有急功近利和赶时髦的态度，更由于某些作家不是借鉴，为我所用，而是全盘照搬、照猫画虎，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学传统搞花样翻新，因而真正叫得响的现代主义作品在当代文坛寥若晨星。国外汉学家除了对中国文学家吸收现代派创作方法的热情与勇气予以肯定和赞赏外，大多并未倾注太多的研究精力。他们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是否有可能完全接受西方现代派影响，以至产生所谓“真正的”现代派文学还很成问题。理由很简单，观念与技巧，内容与形式是永远无法割裂的。中国作家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背负和面对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这种深入骨髓的天然文化归属对作家的借鉴、取舍具有极大的规定性。真正优秀的作家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在某个文学博物馆中找寻技巧的灵丹妙药和观念、思想的储备物，而是探索思想表达的最大可能性和现实性。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现代文学大师都曾钟情于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品，但由于他们在借鉴与选择上能够立足于民族传统，择善而从，找到了变革文学、丰富创作的途径，所以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生活刺激着文化消费，与文化沾边的有形物与无形物统统变成了商品，文学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第三次冲击便是国外的通俗文学、畅销小说的涌入。新时期前期的中国读者是将柯南道尔、克里斯蒂、斯蒂文森视为严肃作家的。当西德尼、谢尔顿、马里奥、普佐、丹尼尔·斯蒂尔、欧文、华莱士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并形成购买热潮时，外国通俗文学才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些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是加强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商品观念，并且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他们创作心态的改变。昔日躲在象牙塔中的文学工作者开始放下架子，思考新的创作着眼点，寻找新的更有消费潜力的阅读对象。其次是一些坚持严肃创作的作家更多更大面积地吸收外国畅销小说的合理因素，从而完善表现方式，促使一批雅俗共赏的作品出现。这些作品对国外通俗文学的借鉴应该说更多地在注重技巧、结构、手法、语言这些外在层面，而非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层面。最后才是国外通俗文学对我国当代通俗文学的巨大激活作用，这些作品和港台武侠小说一道打开了我国通俗文学的市场，吸引了大批创作者、出版者和读者。我国通俗文学作者在外国畅销小说的字里行间发现了更多可以借用来吸引消费者的智慧、阴谋、爱情、复仇的模式，更研究出了招徕购买的语言、叙事方法甚至内外包装。外国畅销书的多样化背景、场景、范围也大大启发了我国当代通俗文学的表现领域的拓展，城市、乡村、祖国大陆、港澳台、海外、远古、当今，无不落入作家们的笔端，其中也涌现出了不少让人喜读的作品。不过从总体看，让人保持长久兴趣的通俗作品并不多。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创作者的才华与眼光尚不能与国际“畅销书”名家相比。由于这些局限性，我们的通俗小说往往缺乏智慧、缺乏透露着生活客观规律和人性本质的思想亮色，因而其速朽性是无法逆转的。这种现状的产生一方面是创作者文化素养欠缺太多，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引导十分贫弱，全社会特别是文化界对通俗文学创作的地位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 以轰动效应而走俏的国外纪实文学的翻译在近几年也呈上升势头，对我国当代纪实文学创作也有不小的冲击。同对畅销、通俗小说的影响相仿，它集中体现在视野的拓展，手法的更新与猎奇色彩的加重上。产生较大轰动的有叶永烈的“新中国政治风云”系列，乔迈、莫言的农村系列等。这些作品采用全景式手法广泛描写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重大事件，披露秘闻，揭写真相，给人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