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中国成立至今46年间的新诗研究，可以用1976年“文革”结束做界标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格局由单一化变为多元化；研究取向由热中于“为政治服务”转而回归新诗本体；研究成果由贫乏趋于丰硕。 1950—1976的新诗研究 1950年5月， 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951年9月，王瑶（1914—1989）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则在195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他把新文学运动分为四个时期，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做为第三、四期的分界，足见尊崇。关于四个时期的新诗写了《觉醒了的歌唱》、《前夜的歌》、《为祖国而歌》、《人民翻身的歌唱》等四章，对新诗发展情况的介绍比较翔实（可惜在第四时期遗漏了九叶诗派），而且分清了主次，理出了脉络，评价也较公允，为新诗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时一些新诗作品相继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也促进了新诗研究的开展。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干扰。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后，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公开悔其旧作。1954年的胡适批判，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1959年的反右倾及“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63年开始的“社教”运动，都迫使新诗研究者改变对一些诗人、诗派的评价，或者把一些诗人的名字从新诗史中勾销。由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当前文学动向也直接影响现代文学（包括新诗）的研究。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茅盾的报告《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同时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于是，从进步诗人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女神》、殷夫的红色鼓动诗、艾青的《向太阳》、《火把》中寻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成为一时风尚。1958年，毛主席提出要在民歌与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个意见随即成了新诗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就这样，新诗研究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学术品格，而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和领导人意见的诠释。难得的是政治斗争相对缓和的间隙，例如1956年夏至1957年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响遍神州大地；1961年和1962年“左”的政策一度调整，都给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以鼓舞。但他们独立思考的成果往往很快又被下一轮政治运动所否定。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1954年春，艾青的《五四以来中国的诗——应〈人民中国〉日文版作》〔1〕对胡适的新诗尝试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办法， 并把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说成“支流”。到了同年11月，由于胡适批判进入高潮，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2〕就把胡适关于白话诗的倡导和尝试当做严厉批判的对象，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也被升级为“逆流”；不过，在介绍抗战时期的诗歌时，七月派诗人如鲁藜、绿原等仍被列入表扬名单。到了1956年11月，臧克家借着《中国新诗选》再版的机会，对这篇作为“代序”的文章做了修改，由于“双百”方针的鼓舞，他对徐志摩的评价向上浮动，并且加选了徐的两首诗；而由于胡风集团已被定为反革命性质，七月派诗人的名字就全被勾销了。〔3〕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原属新月派的诗人陈梦家在1957年2 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谈谈徐志摩的诗》，毫无夸饰地说到了徐志摩诗歌的某些“好处”，对徐志摩“为都市生活压死”表示惋惜。同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 陈梦家被定为右派分子，同年11月《诗刊》发表了巴人的《也谈徐志摩的诗》，对陈梦家加以批驳；不料两年以后，巴人成了修正主义文艺观的代表，他的这篇批驳陈梦家的文章又遭到了批判，被说成是“和陈梦家并无原则不同”的“一支冷箭”〔4〕。 王瑶在反右斗争中幸免于难，但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成果“深入发展”的时候，他成了“拔白旗”的对象，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代表作，遭到了一片声讨。有一篇文章是《批判王瑶对新诗的资产阶级观点》（1958年10月《诗刊》），所列举的王瑶罪状是：“全盘接受和宣扬朱自清等篡改历史、为资产阶级捧场的观点”，说《尝试集》是第一部新诗集；介绍了新月派、现代派的艺术主张；说革命诗歌派作品有公式化概念化缺点；介绍了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中那些“特务、反动军官、反党分子”的诗作；给艾青（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以“最高的捧场”，等等。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大学“鲁迅文学社”的一些学生，其理论依据来自文艺界领导人之一荃麟（1906—1971）的《门外谈诗》（1958年4月《诗刊》）， 荃麟对新诗发展史做了如下的概括：五四以来的每个时期中，都有两种诗风在互相斗争着，一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五四时期，代表逆流的是胡适的《尝试集》，代表主流的是郭沫若初期的诗歌，它们“已经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左联时期，革命的大众化的诗歌是主流，新月派、现代派是逆流。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代表主流，胡风、阿垅为代表的七月派是逆流。 以这个框架为依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6位学生谢冕、 孙玉石等受命联合撰写了《新诗发展概况》，1959年6月至12 月在《诗刊》连载了四章。吃一堑长一智，若干年后，这几位年轻人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都成了新诗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新诗研究的成果是比较贫乏的，当然也不是一片空白，有些论著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在诗人诗作研究方面，较有份量的论著有：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1957年1月《诗刊》）， 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出版）， 凡尼的《殷夫及其创作》（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漫画家方成的《袁水拍诗的讽刺特点》（1963年11月《诗刊》），等等。 在新诗理论的探讨上，几次有关诗歌形式和诗歌发展道路的讨论中，何其芳、卞之琳、艾青、董楚平等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文章。另外，臧克家、公木、沙鸥、何其芳、冯中一等都有关于新诗创作与鉴赏的论著出版。何其芳（1912—1977）的《关于读诗和写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收入1953至1956年谈论诗歌的论文6篇， 提出了“什么是诗”的定义；在肯定自由诗体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系统具体地阐明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1962年，何其芳又出版了《诗歌欣赏》（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此书意在用一些古今诗歌佳作“来具体地讨论如何欣赏诗歌”。在中国现代诗人中，他重点介绍的是郭沫若、闻一多、冯至，所举的例子都不是政治性很强的诗，所举冯至的两首都是爱情诗。书中贯穿着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那些一读就能够打进人的心里去而又经得住反复玩味的诗”才是好诗，这样的好诗“总是既有诗的激情，又有完美的形式”。这和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模式是有所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