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世纪30年代中国讽谕文学，大体包括社会——政治讽谕文学、道德——人生讽谕文学、风俗——文化讽谕文学三型。它们或者针砭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恶，或者解剖市井细民和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与变形灵魂，或者探寻国民性的优劣和风俗文化的得失，不仅在主题与题材领域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而且在文体风格上为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拓宽了道路。 一 30年代作为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具有任何一个历史转折期所具有的怪现状与众生相。新的社会现象与新的精神风貌在这里迎风而长，腐朽的与理当灭亡的东西却也沉滓泛起，历史同时上演了它的悲剧与喜剧。以现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讽谕文学因此得到广阔的用武之地。 依其题材与主题取向，30年代讽谕文学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以针砭、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恶为职责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以描摹、解剖市井细民和市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弱质与人生缺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人生讽谕文学；以批判、探讨国民性优劣和风俗文化得失为主导趋向的风俗——文化讽谕文学。 就数量而言，30年代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并不多。但由于自现代以来，新文学家对于由社会的糜烂和政治的腐朽所构成的社会人生的灰暗一面，往往缺少集中而正面的表现，社会——政治讽谕文学的出现便具有补苴罅漏之功。冯乃超的三幕喜剧《县长》是早期革命文学中较少见的正面暴露官场怪状的作品。作者抓住县长贾仁材筹办军饷时的几个场景，抨击了县署即为财色的掠夺场、游乐场的腐恶现实。剧本以贾仁材谐音“假人才”，以军需正崔民湖谐音“催命符”，虽如鲁迅不满于《钟馗抓鬼传》时所说的，稍嫌“词意浅露，已同谩骂”〔1〕， 但作者对花了钱买了官作的贾仁材随时想捞回本来、再赚它几把的心理的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从选材到立意都与《县长》一脉相通的是沙汀的《代理县长》。沙汀笔下那个灾荒已严重到吃人肉时还嚷着“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的代理县长贺熙，堪称贾仁材第二，只不过沙汀是以客观的、冷嘲的笔调将人物推上前台去自我暴露的，从而避却了辞气浮露的弊端。相对《县长》、《代理县长》而言，老舍的《上任》、宋之的的《平步登天》、左兵的《猫》、周文的《红丸》是更婉曲，也更富有喜剧意趣的“官场现形记”。《上任》描绘的是一出昔日的流氓头子上任之日，各路黑道人物前来祝贺、索取路费的闹剧。作者在人物的嘻笑应酬中，揭开了当时官僚系统中官即是匪、匪即是官的丑恶现实。独幕喜剧《平步登天》巧妙地利用“误会”制造喜剧情境，成功地暴露出了“国选”中的贿选丑闻。而三幕喜剧《猫》和小说《红丸》，都揭示了当时官场中的绝对真理——“没有不吃鱼的猫”。以暴露现行制度下官吏们的丑恶表演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的出现，一方面说明30年代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已获得了对现行体制的一定程度的共识，一方面表明了“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2〕，它已经走到了它的最后一个阶段——喜剧阶段。 准确地说，《县长》等作品属于写实型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除写实型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之外，30年代作家还创作过一批寓言、象征体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这种讽谕文学的主要特征是采用象征、变形等表现手法，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对现实社会和现行政治进行鞭笞和批判。张天翼的《鬼土日记》是这种讽谕文学的典范之作。它通过巧妙的构思，写韩士谦施“行阴术”入鬼土，同鬼土社会中人结交游览，目睹了鬼土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怪现状：分为上层和下层的鬼土社会，政客以坐着出恭还是站着出恭分为坐社和蹲社；学者们为人类的起源争论不休，甚至有荒唐地鼓吹人类是由两男人鸡奸而来的一派；……《鬼土日记》的创作意图很明显，作者借韩士谦《关于〈鬼土日记〉的一封信》写道：“鬼土社会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是不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只是形式，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无论人，无论事，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比《鬼土日记》晚出的老舍的《猫城记》，写的是“我”乘飞机至火星失事、坠入猫城的历险经历。作者同样在独特的虚构中，蕴藉着浓厚的幽默味，给一个行将没落的社会，以十分深刻的写照。 30年代作家以象征、寓言手法展开社会——政治讽谕并不局限于小说。熊佛西的《苍蝇世界》、《蟋蟀》，宋春舫的《原来是梦》，洪深的《狗眼》等戏剧作品，或写自诩为“苍蝇博士”的杜先生立意掀起驱逐苍蝇运动，结果反而制造出一个更大的“苍蝇世界”，或写因父王死于兄弟相争的幽古公主因对故国失望而希望到主张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寻求和平，结果收获了更大的失望，或套用“黄梁一梦”的情节结构，描绘穷作家汪梦龙梦为交通总长，领略了上层官僚社会的所有秘密，或借赛狗的眼反观和揣摩跑狗场中人的世俗百态和灰色心理，而无不包含着对现实社会和现行政治的极大讽刺。“苍蝇世界”显然是充满丑恶和肮脏的现实世界的一个象征，《狗眼》以“在人的世界里，和在狗的世界里，都是打——打——打”煞尾，对现实人生的讽刺，更是溢于言表。 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曾出现过朱湘《猫诰》那样的寓言体社会——政治讽谕之作，然而寓言、象征体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并不多见。进入30年代，寓言、象征体的讽谕文学的数量猛增。甚至那个惯以远离尘嚣的湘西世界炫人眼目的沈从文，也创作了《阿丽思中国游记》。这一作品的笔调和情节虽然都近于戏拟，阿丽思和兔子约翰·傩喜的所见所闻却无一不是中国社会灰暗现实的写真。30年代作家这样热衷于上天下地，热衷于让想象在梦境和动物世界中穿梭驰骋，一方面当然由于吸收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养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张对抗纠结中，30年代作家寻找到了艺术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义愤和社会观感的文学形式。30年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晦暗不明，使大多数具有正义感的作家感觉到压抑和不平，不得不有所批判、鞭挞，但3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又不容许这种批判、鞭挞的自由表露，作家们于是只好寻求更曲折、更艺术的传达方式。相对写实性的社会——政治讽谕文学而言，寓言——象征体的讽谕文学因为脱离了具体的时空环境而增加了一点保护色，同时也获取了更深更广的启示性和投射性，可以在更大、更广的意义上展开作家的讽谕讥刺之笔，而不致让读者将作家所描绘的社会——政治病象理会为某个人私德不良的结果。换言之，30年代寓言、象征体讽谕文学，典型地反映出30年代文学同社会、政治生活的紧张对话：一方面，作家们试图以文学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病态和弊端展开批判讥刺；一方面，社会生活和政治环境又反作用于文学，这种反作用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怪现状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带有喜剧性的题材，而且体现为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所构成的压力同时影响着作家创作的形式取向与美学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