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家如林、贤俊辈出的日本中国学界，几十年潜心于中国现代诗歌翻译与研究的，九州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秋吉久纪夫当数第一人。 秋吉久纪夫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因缘，几乎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战争而一片荒芜的日本文化，又受到美国文化狂潮的冲击，严密的政治文化封锁，使隔海相向的中国如在五里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使得中国的新文化能够悄然进入少数学习中文的日本学者的读书生活。正是在那个为时不长的时期，秋吉久纪夫选择了自己终生的事业。至今四十八年过去，他用笔在中日之间架起了一座诗桥。 心灵壕堑上的架桥人 九州大学教授目加田诚是多年致力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学者，他似乎从中国现代诗歌雄劲风格中，发现了它对古代诗歌为事而作、缘事而发传统的继承光大关系。他这样评价这些鼓舞人心的诗篇： 现代中国的诗歌，不论是我读到的哪一首都是强劲的、素朴的、雄健的。许多使人想到观看年轻人泼辣的民族舞蹈。它们激励着读者的心，给人以人生的希望。 作家们全是各自经历民族苦难道路的人们，而且是为今天生活在她大发展时期而欢欣鼓舞、满怀豪情的人们。那些诗歌里有人们不屈的灵魂、激烈的愤怒，还有人们温馨的爱，勇往直前、凝神贯注的明亮的目光。那些诗歌自由的表现形式，比起那些缺乏生气的文学形式，更朴素率直，给人以强烈的感动。 这一番话，摘自目加田诚为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生秋吉久纪夫所著《现代中国诗人论——变革期的诗人们》（饭冢书店，1964年）所写的序言，目加田诚不仅热情地肯定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清新刚健的风格，更强调了秋吉久纪夫译介这些作品的意义与成就。 秋吉久纪夫属于战后成长的新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本名秋吉胜广，1930年出生于北九州市。他进入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正值新中国建立，中国正在改变着面貌的新的文学的动向，对他、对周围的人们乃至整个日本文化界，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中国的现代诗歌紧紧地牵引着他的目光不肯撒开，就在还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的情况下，在恩师目加田诚慈爱的目光中，他“掉进了中国诗人们用他们的作品安设的罗网之中”。〔1〕十多年后， 他谈到自己致力于中国诗歌研究的经过时，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败，在日本人既成观念之中，有不如对手的脆弱性这样漠然的想法，再加上我想事的倾向也帮了忙，于是便钻进了这个世界，或许也有年轻人的轻率行事吧。”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曾使年轻的大学生双目生辉，这些诗和《唐诗选》代表的“汉诗”不同，是用中国的口语写成的，令人耳目一新，于是他像“蚕吃桑叶似的”，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这些就是艾青、田间、李季、何其芳、冯至、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不久，他就以满腔的热情搞起了翻译，而最早的译诗，便是艾青的《手推车》。 一个人事业的选择，往往不无偶然的因素，而偶然的背后便有必然。也许秋吉久纪夫当时对这种选择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意义还不甚明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现代诗歌在日本的历史命运。我国的新文学运动，新诗堪称前驱，然后二十年代初，日本才有了动态性的介绍。青木正儿发表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点到过新诗的成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木正儿，为什么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化首先敏感地予以报导呢？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因素，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挚爱而产生的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希望是一个原因，他在文章中曾这样写到： 不用说，中国人是尚古的国民，一方面受到西洋文明的促进而力图迅急奋进，另一方面也不忘钻研古代的文明。中国文明有着幽玄的思想与丰丽的藻彩。想要思想的深远则有老庄，追求文体的自由则有古文，有骈文，有白话，期望诗形变化则有填词。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构筑新的文学，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今天是呼吸新空气的时代，是新学的准备时代，不久的将来，在我们面前展现富丽多彩的文学，已经指日可待。〔2〕 正像吉川幸次郎后来回忆的那样，“大正时期，我们还都是青年，歧视中国是当时日本的风潮，在日本人眼里，认为中国在继续后退”， 〔3〕这种歧视中国的气氛，青木正儿不难感受到。不久以后到过中国的芥川龙之介便曾对包括文学在内的现代中国一笔抹煞，相比之下，青木正儿的文章更显得难能可贵。不过，青木正儿对新诗评价并不高，以后也再没有为新诗呐喊。1922年在北京的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与白话新诗》，前编为总说，并译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蔡元培、康白情的有关文章，后编收译胡适、郭沫若、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田寿昌、沈尹默、戴天仇、周无、吴芳吉、沈玄庐、谢楚桢、李辛白、冯雪峰、潘漠华、默圜、平陵及作者不明的诗作，还特别译出陈蘅哲、智珠、傲梅等几位女性的新诗，试图全面反映新诗的气象。在总说中译者从白话文学价值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新诗尝试的意义，说：“正像不会读言文一致的外国人不能了解今日的新日本一样，不能读白话的人也不能了解今日之新支那。杂志、报纸不能盛行使用白话，文言陷于被刈割的命运，枯黄衰微着”，译者呼吁日本人注意中国诗界的变化：“这种趋势是支那文学界值得注意的大变革，对于日本的汉文或支那语的教学来说，有必要予以深切的注意”。两位译者可能是住在北京的日本文化人，从日本“言文一致”的成果看出了中国新诗的前景，但他们并没有从此与中国现代诗歌结缘，《文学革命与白话新诗》是在中国印行的，在日本流传很少，两位译者的呼吁也就如泥牛入海。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创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率先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创办了《中国文学报》，大大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过该会的主要成员武田泰淳、竹内好、冈崎俊夫、松枝茂夫等，兴趣主要都不在诗歌，印象式的素描、零星的评价，不足以展现新诗的风貌，现代诗歌研究在中国学界始终没有争得一席之地。秋吉久纪夫在日本战后的反省思潮推动下，抱着了解新中国、以利于日本发展的想法，着手当时资料缺乏、基础薄弱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他后来几次谈到当初的选择，可能有年轻人的轻率与冒失，或许正是指因为没有想到这一事业的艰辛吧。在他埋头于这项研究的十数年中，日本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秋吉久纪夫仍然主张日本人应该抛弃“意识底层流动的对中国认识的固陋性”，不要因为机械发明的成就而抱“优越和幻想的态度”，而要认识和发现中国的长处，坦率地认识她的独特的长处，以建设未来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