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诗是追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发生发展起来的，具有西方现代派诗歌的一般特征：承袭其以个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标榜自我，走向内心，强调表现潜意识，等等。但是，它毕竟是生长在台湾特殊的土壤里，无论怎样努力反传统，排斥“纵的继承”，都避免不了我们这个东方古国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李欧梵所说：“由于没能超越台湾的现实，那里的现代派诗人或小说家都不免带些‘土气’。”〔1〕这“土气”正是指民族的、地方的 性格对现代派文学的浸润。也因为有了这“土气”，台湾现代派诗才能以独立的特质参与并丰富了世界现代主义诗歌总体。具体而言，台湾现代派诗所深蕴的特定文化内涵，是由孤绝意识、社会意识、中国意识所凸现出来的。 展现特殊精神状态的孤绝意识 孤绝意识是台湾现代派诗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内涵。其实，孤绝意识本是“现代人”的一种危机意识。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在不断地分化与物化进程中陷入孤立状态，生存空间相对狭小，人际关系日趋淡漠，人被自己所创造的巨大物质文明所囚禁，感到孤独、疏离、软弱和无助，陷入失落与绝望的境地。然而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并没有迈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由物质文明所诱发的疏离状态还未形成，台湾现代派诗中普遍存在着的孤绝意识还不能说是对过度工业发展的反应，应该是另有构成因素，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虚位的忧惧。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文化的原质根性已经动摇了。一向自视甚高的泱泱大国，在列强的铁蹄下变成任人摆布的侏儒，华夏文化已在历史的进程中渐由“中心”沦为“边陲”。文化世界地位的下降，严重地挫伤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对悠久的民族文化深具内化情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被迫面对西方优势意识与信仰的挑战，不单单在认识上模糊、混淆与迷失，在心理上也产生极大的困扰。抱着救亡图存的动机，他们到西方去“拿来”，却始终摆脱不掉抗拒的潜在意识；对中国文化表面持否定唾弃的态度，可骨子里依恋甚深，“在设法调适传统与西方文化时落入了一种‘既爱犹恨，说恨犹爱’的情结”〔2〕。这个情结在台湾诗人那里随着1949 年后台湾与大陆的切断而更加复杂化、极端化。他们孤悬海岛，突然与凝融一切的母体文化中心隔离，在弥漫的危机意念中迸发出失却根基的恐惧。这种飘泊无依的惶惑、焦灼的心理，在现代派诗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洛夫在《石室之死亡》一诗中写道：“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我只是在历史中流浪了许久的那滴泪／老找不到一副脸来安置”。 有人认为这些意象所发射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切断”或“创伤”，同时也是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切断”或“创伤”，是生命（文化）无以延续的威胁，以及“历史的记忆和伤痕不断的回响”〔3〕。 台湾现代派诗中充斥着的生死冥想，对死亡所感到的强烈的诱惑，正是诗人们直接抒发自己精神无所归依的生命体验，进而升华到对人的终极存在的思索，和鲁迅“我对于死亡有着大欢喜”〔4〕有几分相似之处。 用台湾诗人叶维廉的话说：“这种死的诱惑不是颓废、虚无、或病态，而是在文化虚位进入绝境的痛楚中的一种背面的欲求，亦即是带着死而后生的准备而进入生之炼狱。”〔5〕诗人所身临的社会环境，所承担的心理压力，所抱负的文化忧怀，都使他们的这种痛楚特别尖锐，也使他们这种欲求特别强烈。 第二，生命无所归依的茫然。对来自大陆的诗人来说，由怀乡而引发的对人的存在困境之体悟，就构成了孤绝意识的主要内涵。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孤岛，起初，并没有把这里当成后半生安身立命之所在，自以为不过是来去皆匆匆的过客。然而，谁曾料想，根之所系的家园回不去，身之所处的岛屿一时又建立不起血肉联系，找不到自己生存的位置，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从思想到肉体都严重疏离，生活飘忽，生存抽空。那一份“人生无尽头，天涯无归路”的惨痛从笔底流出，凝结成管管的《空原之上的小树呀！》、商禽的《长颈鹿》、《鸽子》、痖弦的《深渊》、《红玉米》、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烟囱》、《生活》、余光中的《天狼星》、《敲打乐》等等。管管的《空原之上的小树呀！》向人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空旷的原野上，夕阳正在斜斜西落。风，凄凉地吹着。远远的天边，怯怯地立着几株伶仃瘦弱的小树。在整个苍穹的背景之下，它们显得是那样的渺小孤独、卑弱轻贱，让人恨不得马上跑过去与它们站在一起。然而，小树的生命固然微不足道，却也比追寻着它们的“那人”好得多。它们毕竟扎根于大地，能够无惧于风雨，无惧于黑暗，无惧于落寞和孤单，挺直腰杆站立，而“那人”则只能被心头那一股不可捉摸的迫切向往所驱使，徒劳地奔波流浪，始终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奋进的激情被命运播弄得消失殆尽。诗的基调苍凉悲壮，“使人觉得内心有如茫茫然若有所失，充塞着一片空旷的寂寥，恨不得放声痛哭”〔6〕。 洛夫的诗抒发出肉体被禁锢的压抑和痛楚，“我是一只想飞的烟囱”、“谁使我禁锢，使我溯不到梦的源头”、“我再也不敢给思想以翅膀”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余光中把对长江、黄河、长城的呼唤，当作是精神上回归家园，企图让受重创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而那种望而不见的隐痛，更加剧了现代中国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横亘着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 第三，孤儿心态的展示。台湾先民，最早一批是到海外去谋取生活的大陆人；后一批是中原战后自我放逐和被放逐之人。这些人远离故土，飘泊之情油然而生，加上前后百多年荷兰、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就长期累积下来形成一种很独特的‘孤儿’心态。因为有着这样的‘孤儿’心态，便使得台湾虽处于四海交汇之处，精神上却沉陷于与任何一方都不发生关联的隔绝状态之中”〔7〕。抗战胜利后， 台湾人民翘首盼望祖国亲人，满怀过上和平、民主、幸福生活的愿望，可他们并没有迎来光复后的新纪元。国民党接收台湾后，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经济频于破产，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诱发了二·二八事件，血流成河。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逃台湾，更强化了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控制，台湾人受到歧视。他们的“孤儿”心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演越烈。台湾诗人陈千武（恒夫）写于50年代的《逆境》，就是凸现岛内一种飘泊、孤立的普遍情绪，写出了文化弃儿的孤独和感伤。白萩则擅长用现代派手法，表现孤独、飘零的生命存在。他在《流浪者》一诗中，把流浪者比作地平线上孤零零站着、望着远方的云的一株丝杉，它没有伙伴，也没有对手，连姓名都已忘却，在飘忽不定的浮云的映衬下，愈发显得细小、孤单、寂寞无援。这首诗与管管的《空原之上的小树呀！》有几分相似，但白诗却没有管诗那样迫切而徒劳的追寻和痛楚得以致于嘶哑的呼喊，有的只是流浪者独处荒凉地平线的悲怆而孤寂的灵魂。由此可见，台籍诗人虽没有“永绝家园”的大恸，诗的调门不那么急骤尖拔，不多见濒临疯狂的恐惧和死亡的氛围，却也因失根人深切的悲哀而产生了自我否定社会的孤绝感，呈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荒漠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