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妇女解放之途,不仅需要“破”——揭露、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打破数千年来妇女头上的枷锁,而且需要“立”——造就有别于旧传统的女性人格,树立新的女性形象。这种“新女性”的角色设计,至少可有如下三种类型: 一曰角色翻转,反客为主。这种女性对男权主义的压迫有深刻的体会和愤慨,不惜以各种方式加以反抗;或认定女性的能力并不比男性差,常以其超群出众的成就凌驾于男性之上,甚或“以其道反制其人之身”地对男性施于压迫和制裁。它以“女尊男卑”的关系式对传统两性关系作了180度的翻转。 二曰保持特性,呈示自我。这类女性并不否认男、女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但却不承认所谓男优女劣的传统认定,因此顺应自然地保持着女性诸多固有的特质,并以此显示了女性“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它显现的关系式是两性的“并列”。 三曰双性人格、雌雄同体。这一类型认为男、女的性格中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因此理想的人格应是取长补短,摈弃各自的缺陷,将双方的优点融于一体。它显示的两性关系式是双方的“融合”。 这三种类型的“新女性”,在近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作品中,均跃然可见。 一、角色翻转,女尊男卑 当女性文学走过凄哀地描写和控诉男权制度下女性之悲惨命运的层次,开始进行“新女性”的角色设计时,最早出现的,即是试图反客为主,取男子而代之的形象。深受男权主义之苦的女性,在冲出樊笼之际,将从来就在笼子外充当囚禁者和饲养者的男性作为效法的榜样,其实是很自然的。 80年代初袁琼琼就创作了这样的作品。《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在丈夫外遇提出分居时,狠下心要求正式离婚,从此自谋生路,从一个绝少出门的弱女子,转变成一个有把握、能自主、事业有成的“新女性”。工作中碰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男人,虽是有妇之夫,但静敏“决定自己要他”,于是主动追求,最终如愿以偿。这时她所扮演的已是本来属于男子的阳性角色。相形之下,她的前夫则退缩为阴性角色。另一短篇《小青和宋祥》中的男、女主角更明显表现出角色的颠倒。 以长篇小说的容量,刻划出一个更为典型的“女尊男卑”家庭的,是萧飒的《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一书。小说主角苡天是个有主见、性格泼辣的女子,怀着少女的浪漫离家出走,嫁给了她所崇拜的“才子”褚浩成。婚后迫于生活,她先帮丈夫找了个职低薪微的工作,后来自己也出外谋职,并因成绩突出而被提升为主管。家里逐渐形成了女主外、男主内的局面。褚浩成虽然懒散不思进取,但却安分守己,委屈求全,包揽了家务事。然而苡天有着十分强烈的进取心。丈夫越体贴,她越看不顺眼,甚至生出强烈的憎恨和厌恶。经过一段僵局,苡天最终找到“摆脱丈夫的方法”,得以与褚浩成离婚。 小说对于女性的特殊心理有着精细的刻划。如其感情的善变无常:“爱的时候,对方什么都是好的;不爱的时候,连看一眼都受不了。”(第57页)对于女性主义思想,小说也有着精到的表达。它通过苡天的嫂嫂之口表达了女人应改变将感情置于人生首位的观点。苡天从人鱼公主的故事中得到启示:女人实在不必盲目的只为爱情所缚,她要全力以赴的是事业,“要是没有了事业,我会连自己活着的价值在哪里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其它呢?光有爱情,我也不会快乐的。”(第163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应取男子而代之,成为新的性别歧视者。小说最为深刻的,是对“新女性”成长中出现的“大女人、小男人”现象的观察、描写和省思。小说的结局显示着女主角并未能顺心遂意。显然,这场婚姻悲剧的主因在于苡天无法忍受丈夫的庸碌无为,而这实际上透露了男权社会传统观念尾大不掉的信息。这些“新女性”仍固守着一个亘古不变的准则——美满的婚姻必须有作为家庭支柱的“男子汉”的存在,因此无法容忍自己的家庭成为一个“女子主导型”的家庭;仍认准这样一个死理——事业有成是一个成功男子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标志。她们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及足以自立的经济条件,却不能容忍一个在事业上比不上自己的丈夫。这说明数千年来沉积下来的女性“依附意识”仍牢固盘踞在这些“女强人”的头脑中。这种择偶上的刻薄要求,使她们的爱情、婚姻生活充满困厄和挫折,经常陷入苦闷孤独状态中。很显然,此道未必是理想的女性解放之路。 这种翻转角色、反客为主的现象,在一些“杀夫”故事中得到更强烈的刻划。萧飒早期短篇小说《姿美的一日》中因家贫而被迫做人姨太太的女主角,曾因丈夫的老丑而闪过勒死他的念头。这是“杀夫”的苗头,并未实施。袁琼琼的《烧》则是一个实施了的变相的“杀夫”故事。女主角安桃为了完全地占有丈夫,在丈夫生病的14天内,将他锁在屋内不让延医,导致丈夫的死亡。这样的故事在李昂的《杀夫》中得到极致的描写。小说的女主角林市,只有可供泄欲的女性身体作为其屠夫丈夫(陈江水)提供食物的交换,被迫忍受男性任意施加其身体的暴力。虽有寻求经济自立的企图,却为丈夫所不许;加上周围封建伪道德意识的诽谤和围攻,致使其心灵遭受致命的重创,终于在精神恍惚中效法男人杀猪般杀死了熟睡中的丈夫。这种受压制的女性采取极端方式报复男性的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时可看见,如曹禺《雷雨》中的繁漪。这些强烈报复男子的女人,几乎都是遭非人禁锢、压迫而产生心理变态的女人。她们总有机会(如男人睡觉、生病时)反过来宰制男人。在这短暂的时刻,她们由被压迫者翻转为压迫者,取男性沙文主义者而代之。正如张惠娟所言:“在陈江水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里,女子不能也不应寻求经济自立,因此等作为等于打破了传统两性的权力关系。林市最后将陈江水‘切斩成一块块’,在象征意义上,可说代表了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和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的肉体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