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晓声的小说总有一种沉重感。你无法像读其他小说时与之保持距离，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去鉴赏、评判它，一种无法抗拒的情感力量迫使你必须直面自己，接受灵魂的拷问，你的内心充满了无可言状的惆怅与悲凉。这一切来自于作品中对现实、人生、人性激烈的鞭挞与痛切的忧患，对终极价值、人生信仰、道德关怀充满激情的追求和近似执拗的探究，对青春年华和亲情友情爱情一往情深的眷恋…… 曾经作为“青春无悔”的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梁晓声，似乎始终无法从昔日的道德情怀中摆脱。他既没有走向“后现代”，与另外一些作家相比，对变化了的现实似乎也缺少几分幽默、调侃、游戏人生感，但是他也不再仅仅沉浸于自己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馨的情怀中，而是将此转化为对物化时代的严峻批判，对人性沦丧的灵魂的无情解剖。拷问灵魂与道德关怀成为梁晓声近作的主题，他用自己的笔在这失去信仰的时代，自觉地扮演着堂·吉诃德的角色，他将已经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忧患意识，自觉地与自己的创作宗旨连在一起。 于是，有了《浮城》（花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关于此作，作者说：“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的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表现，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1〕显然， 《浮城》既不是“游戏工作”，更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部借荒诞手法喻世醒世之作。一座有着百万人口的海滨城市有一天突然从陆地上断裂，向海上飘去，四面皆海，白浪滔天，唯有“浮城”。此时此地，如果你身为“浮城”的一员，你会怎么办？你将想些什么？你又会做些什么？——小说向我们的人性、道德、灵魂提出了无可回避的追问。“浮城”在这里是一种象征。当古老的中国摆脱了几千年因袭的历史重负，在现代化的洋面上开始新的航程时，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喧哗与躁动，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进步，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错位、反差与失衡；发展经济与唯利是图，商品交换与人欲横流，个性解放与道德沦丧，物的发达与人的贬值，旧的迷信打破了，新的拜物教正在产生……处于文化断裂期的中国不正是一座“浮城”吗？因而，“浮城”又是一颗试金石，检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与终极价值；“浮城”是一座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最真实地表演着自己，也证明着自己。小说既赞美了那些临危不惧，勇担责任、砥柱中流、关心他人、同情弱者、恪守情操的中国人，同时以主要篇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浮城”中人的混乱、扭曲、失衡、浮躁、狂热、悲观的生态心态图：从“世纪末”的绝望到被“发财梦”、“出国梦”驱使的狂热，继而是梦幻破灭后的精神崩溃；大难临头时的人性恶的曝光；游戏般的残忍、邪狞的妒恨、同胞互憎的丑恶，集体宣泄的嚣乱、无政府状态的心理病毒、道德沦丧、人格的自轻自贱、卑劣猥琐的报复心态…… 如果说，《浮城》以曲笔与象征手法塑造了物化时代中国人的群像，剖析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普遍的社会心态”；那么，随后的《泯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7 月第一版）则又恢复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本色，作者以典型化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叫做翟子卿的金钱拜物教的典型，其笔触直指人的内部心态，将人物赤裸裸的灵魂置于更加严峻的道德信仰拷问面前。这一方面表明了梁晓声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化和道德批判意识的加强，同时也折射出他艺术探索的某种轨迹。现实主义并不摒弃现代主义，《浮城》便是二者结合的一种探索。但这种写法于梁晓声并不同于先锋派作家的叙述本文意识，而是“当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难以存身，那么它则不得不变形”〔2〕。 看来奉行以关注批判现实为指归的现实主义的梁晓声并不满意《浮城》这种写法。既然他不屑于单纯形式上的现代主义，那么，当这种形式限制、束缚了他一以贯之的充满激情与理性、直抒胸臆，以叙述描写见长的手法和风格，或者说当他感觉到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在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手法风格本身，他便又恢复了写实的风格。 翟子卿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典型，毋宁说是一个商品社会、物化时代的思想人格标本，一个将灵魂彻底出卖给金钱的道德沦丧者。在外部行为方面，他也许与当今许多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类似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但小说着重揭示的是他的内心世界，是支配他行为，促使他变化的那些属于价值、信仰的深层的思想意识与动机。作为一个同龄人中的出类拔萃人物，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抱负的人，翟子卿所做的一切都是自觉的，都是按照自己建立在对社会与人生深刻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价值信仰法则进行的。他向昔日的最亲密的朋友坦露的那些关于金钱、女人、道德、社会、人生、人际关系的看法、见解，既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慨，也不是人云亦云的牢骚，而是深思熟虑的结论，是按照自己的逻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经验中提炼出的、一种代表某种支配自己行为的价值、信仰的理论。“我”无法赞成他的行为，但却又常常被他的理论所折服，因为他说出了许多人试图回避的真实，因为他在表明自己用这种理论支配自己行为时是那样的坦率、自然。“虽然自己也和别的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过金钱和女人，但都不如他谈得那么好听。那么动听。又邪性又坦白地好听而且动听。所以我不知不觉地就很想听，很爱听。听了觉得茅塞顿开似的新颖。”但是翟子卿决不是一个社会批判家，虽然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深刻，更尖锐，当作者将其置于道德价值的灵魂拷问面前时，我们所看到的翟子卿是一个虔诚的金钱拜物教者，一个疯狂的占有欲者。他的所有见解其实都是为自己行为寻找的一种根据。翟子卿需要这样的根据，时代本身又提供了这种根据。“人类的全部文化其实可大体地区分为两类——一类教导我们不应该怎样，而另一类怂恿我们去怎样怎样。我们不怎样怎样的时候有类现成的理由支持我们。我们去怎样怎样的时候也有另一类现成的理由支持我们。”翟子卿信奉的、宣扬的、支撑他的生活的正是这后一类文化。所以，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渴望占有“一切漂亮的东西”，信奉“金钱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爱、情欲和性！就是最实在的实在之物！是统治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男人像斗牛士，金钱像一头牛，而女人，是斗牛士必不可少的斗篷”……当这一切已经成为翟子卿的信念，人生哲学与生活准则时，“我”的那些来自文化圈内的缺少现实存在支撑的道德说教在他面前便显得苍白无力，“我”不可能改变他，因为“我”的存在既不能证明他的不合理，更何况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潜伏着许多与他相通的方面。——作者在拷问金钱崇拜者的灵魂的同时，也在无情地拷问着文化人的灵魂。金钱对文化，文化对金钱，它们彼此轻蔑、嫉妒、伤害，并在伤害中都无可奈何地体验到类似灵魂泯灭的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