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式的诗化、意境化，意象的古典化，使废名小说带着醒目的古典胎记，表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度回归与过多依傍。在传统大断裂、大崩毁的“五四”时代，对于从审美观念到艺术表现都普遍引进、全面更新的文学主旋律来说，废名仿佛奏出了一串不和谐的音符，大有“复古”之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呈现古典体态的小说创作，并非废名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或偶然的撰就，而是他的自成体系的文学观的实践，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为此，只有梳理、考察废名的文学观，用以印证他的小说，才可能对其创作的整体意义作出合理的评估。 废名早年在北京大学读外文系，精研西方文学，在莎士比亚、哈代、梭罗古勃的“厌世派”世界里留连忘返。他自称“读了外国书以后才能作文”（《〈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废名小说选〉序》）。废名的创作生涯，始于西方文学的横移、借鉴，这是“五四”文学的统一起跑线，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同文学起点。郑伯奇说，“五四”文学首先是西欧文学的“匆促而又杂乱”的“反复”〔1〕；胡适说， “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和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2〕。 废名也不例外。然而他一旦掉头，即遽然回归中国古典的“六朝文”系统。周作人以为，回归之后“他的思想最是圆满”〔3〕。我则怀疑， 废名作出如此突兀、深刻的转折，恰与周作人有着直接的关联。废名是周的“得意门生”〔4〕， 《枣》写到了与“旅客”交往频繁的“苦雨翁”；《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写到了“作事不苟且，总有一个有益于事的心”的“北平老人”；《知堂先生》一文更对周作了近乎崇拜的赞语。废名还替《周作人散文钞》写过序言。所以，说废名是从周的园地走过来的，有意无意受他的影响很大，绝非妄下断语。至于有人提出的，周的影响“成为冯文炳君的作品成立的原素”、“冯文炳君作品所呈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一说，我倒以为是评判失误。废名小说意象、意境的“禅味”、“禅趣”，乃回归东方文学传统、参禅悟道的结果，决非单个人的薄弱影响所能成就。即使仅就小说叙述表层的“禅味”的浓度而言，也非周作人小品文的冲淡平和的“隐逸味”所能比拟。我以为，周作人对废名的影响主要在文学史观方面。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多把“五四”文学看作是西方文学在审美意识、文学观念、思想内涵、艺术技巧各方面对中国文学的根本性变革，是古典传统的一次空前断裂，惟周作人力排众议，独持一说。他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划为“言志”与“载道”两大派别、两大潮流，认为前者是中国文学的精华，从中可见与“五四”新文学共通的“情趣”与“气息”〔5〕。 周作人对文学的“新”与“旧”重作界说，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是“言志”，一是“载道”〔6〕。这样， 从古典的“言志派”到“五四”新文学，便见一条滔滔不绝、奔涌不息的“古河”〔7〕， 毫无断带与裂痕可言；“新文学”本质上就是对古典“言志派”的复兴，“五四”文学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文艺复兴”〔8〕。 周作人的这番话，极大地启发了废名，令他重新审视古典的“言志派”传统，促使他从西方文学的“厌世派”领地掉头回归古典的“六朝文”系统。废名的文学观深深浸染着周作人的色彩，他的论著《谈新诗》一书几乎是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阐发与深化。 废名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原由外国文学所造就。他从莎士比亚、哈代、梭罗古勃的“厌世派”世界获得一个丰富的参照系，用以考察中国文学史，检验古今文学现象。一方面，他立足于现代的基地，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从古典文学里挖掘出现代性。庾信的赋、李商隐的诗、温庭筠的词，潜藏着与莎士比亚戏剧、“五四”新诗相同的艺术因子，即“乱写”、“乱作”，“自由联想”、“自由表现”（《三竿两竿》、《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推而广之，整个古典的“言志派”文学与现代“新文学”、外国文学是绝对同质的。废名从中国“六朝文”系统里发现了西方“厌世派”的艺术神髓，从文学的民族性里透视出世界性。另一方面，他从现代文学里发现了古典性，为“五四”新文学溯源寻根，寻求某种存在与发展的内在依据，努力重建它与古典文学之间原已断离了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卞之琳诗有温庭筠的“秾艳的高致”和李商隐“温柔的缠绵”， 郭沫若诗有《离骚》的气韵，冰心诗有苏轼的风采，林庾诗有“晚唐的美丽”（《谈新诗》），梁遇春散文有庚信的“玲珑多态、繁华足媚”（《〈泪与笑〉序》）。从这些卓有成就的“五四”作家身上闪射出的古典“言志派”的创造性光辉，足可说明“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地生长着”（《三竿两竿》），“古代诗人的诗之生命乃在今代诗人的体制里复活”（《谈新诗》）。“自由联想”、“自由想象”，“乱写”、“乱作”，“言志”、“即兴”，也即主观表现与个性创造的精神，正是废名孜孜寻求的“新”与“旧”、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典、“厌世派”与“六朝文”、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内在契合点，通过这个契合点，他“把古今新的文学一条路沟通了”。东西方文学的交流融汇，并不是一场平等的对话，在“五四”文学的整体框架内，表现为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强烈撞击与彻底变革过程，而在废名的接受视界里，则表现为中国文学因西方文学的参照而主动自觉的过程。废名珍惜自家的传统，他的情感天平明显倾斜于古典一方。他认定新诗本质上是“温李一派的发展”，新文学本质上是“言志”一派的“复兴”，又竭力呼吁同仁们“从古人诗文里取得许多长处”，以便创造出“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新文学。他的见解惊世骇俗，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尽管表现得不合时宜、不识时务，却是对盲目敌视传统、一味追求欧化的文学大趋势的严厉纠偏与强烈反拨。当然，由于对自家传统的过分厚爱，废名有时也矫枉过正，滑入另一个极端。他以为林庚在现代诗人群的份量“比任何人要重”，理由是“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因为“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这就有“唯古典”、“唯传统”的意味，难免有“复古”之嫌。好在废名常有一副现代人的审美眼光，从传统的民族性里透视出世界性，“古典”只是一条通道，由此到达的终点是“现代”。废名的回归“古典”，本质上区别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式的盲目复古，实是阐扬“古典”的精华，重塑、再造“言志”一派，在“古典”的领地上寻找通向现代文学、世界文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