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伤痕”、“反思”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时期文学自身也由感性哭泣时期而进入到了理性反省阶段。但这两个文学时期，依然还是带着强烈政治色彩与批判意味的“载道”文学时期，作家的思维层面基本上还停留在政治历史层面上，文学对于自身的把握和审美价值的赢得还需要一个更新的文化理性精神来推动。这样，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和作家对于创作自由的需要，便构成了双重的突破要求。这也就成为新时期文化小说热出现的重要原因。 文化小说兴起还缘于作家对创作时所面临困惑的突破。一方面，作家们在反思社会的同时，感到了单一的社会学政治学思维方式的局限，对于异化、对于绝望，对于种种现代主义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必须寻找新的思维方式，必须以更开阔的文化视角来实现新的价值判断。由此，作家们对“文化”的重视，是其自身创作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走向现代化、走向工业化社会的进程中，人们又不断地回首与反视甚至留连着“温情”的东方伦理主义，这里既有来自西方社会对于东方神秘主义、东方主义、新儒学崇尚的影响，也有对于自身所处的不断被批判却又依然“顽强”生长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思索，而在这一文化转换过程中，作者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与世界接轨，能走向世界，因此，对民族化问题的思索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马尔克斯及其拉美爆炸文学的成功，给中国文化小说创作者们以一个外来的巨大刺激，给探索中的作家们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使他们在走向世界“无门”的困惑中看到了希望与可能。因而，对于自身文化兴趣的日益浓厚，对于传统文化的再度审视，便成为作者们发自内心的欲望和追求。将这种心态在小说中加以表现，通过小说来或弘扬或批判传统文化，从两个极面来复合了文化小说的心理构成，使他们的创作成为一种公开的，气势雄壮的文化热潮。 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创作，最早可以从宗璞的《三生石》中看到端倪。作者通过一个普通的伤痕故事，却着意刻划人物的文化品格，对主人公菩提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分子特有的“士”的品格与风骨加以描写，无疑是文化小说的某种先声与探索。当然，真正的文化小说的开端，则从邓友梅在1979年创作的《话说陶然亭》开始。作品包括了邓友梅此后创作的《那五》、《烟壶》、《寻访“画儿韩”》、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异秉》、《岁寒三友》、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鹧鸪天》、陆文夫的《美食家》及“小巷人物态”系列，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及“市井人物”系列、刘心武的《钟鼓楼》、王安忆的《流逝》、《小鲍庄》、程乃珊的《蓝屋》、《女儿经》、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阿城的《棋王》及“遍地风流”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周梅森的《历史·土地·人》系列，赵本夫的“黄河故道系列”、陈军的“吴越风情系列”……以及叶蔚林、何立伟、张承志、扎西达娃……等人的大量作品，从而在内容与数量上构成了“文化小说”洋洋大观的气势。 新时期的文化小说以1985年文化寻根文学思潮的正式兴起而分为前后两个段落。在这两个段落中，文化小说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以肯定与颂扬的姿态来看待民族文化，主要以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阿城、王安忆等人为代表，主要以展示民族文化的形态、挖掘民族文化的精神为主，在审美倾向上表现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展示、寻找和审美意识中历史感的加强，往往通过对风情、风俗、风物的描写，来体现民族文化的意蕴、人物的文化品格，在创作态度上相对比较平和。而第二种倾向则着重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以韩少功的代表，表现出审美意识中现代感的深度强化，因而往往是以对阴暗、丑恶的批判与否定，在创作姿态上也往往以激烈的态度去审视传统文化，创作中常带有文化的焦虑，审美姿态比较冷峻。所以，文化小说的发展，可以用“寻父”与“审父”两个概念来加以概括。而“寻父”与“审父”正好贯穿了整个文化小说的主要创作和价值取向，并且这两种倾向在文化小说的发展中呈交错状态发展，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也表明了作者们情感，理智的取向和价值取向。 寻根文学的出现，则从流派与文学意义上，把文化小说推向了高潮。寻根文学是文化小说总体范畴中的一个分支和区域。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义等人从理论到实践的倡导，使寻根文学开始了更为明确与深入的文化追求，也使之成为有理论、有创作、有准备的文学、文化运动，并使其一但出现，立即在气势与创作实绩方面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但寻根文学之“寻根”，更多地“表现为‘归去’，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甚至是‘不规范传统文化’，实即某种意义上的‘原始文化’的认同”[1]，所以它的题材范围、文化空间形态表现， 都带有一定的区域性和相对固定的指向，也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在时空意义上的文化小说，作为“表现民族文化和文化心理的文学，较之‘寻根文学’是广延性更大的概念”[2]， 寻根文学只是文化小说发展过程中一个灿烂的华彩乐章。但同时，寻根文学的出现，给本来无明显、明确流派、思潮意识的文化小说带来了流派、思潮或准思潮、准流派的文学史意义，把文化小说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通过风情、风俗、风物来摄取历史的文化内核，是文化小说的重要特征。 文化小说的风俗、民俗性特征，首先体现在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上。如果以地域角度来划分，我们不难发现它几乎覆盖了中华民族的各个文化区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表现出对秦汉文化的关注；郑义的《老井》、《远村》作了对晋文化的描写；张炜的《古船》和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反映了齐鲁文化，而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冯骥才则对燕赵文化进行扫描……从宏观上对中原文化进行了整体的反映；另外，韩少功、叶蔚林、何立伟对楚文化的描写；陆文夫、范小青、李杭育、陈军对吴越文化的描写；汪曾祺对苏北运河文化的描写；赵本夫对于黄河古道文化的描写……都对江汉文化进行了小说的文化覆盖。此外，孙健忠、蔡测海对于土家族文化、景宜对于白族文化、贺晓彤对于苗族文化、白雪对于蒙古族文化、扎西达娃对于藏族文化、张承志对于回族文化、林青元对于朝鲜族文化、乌热尔图对于鄂温克族文化……都表明了作家从自己所熟悉的自然（人文）环境、地理风貌、民俗图画中，着重表现出了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