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只想简评几位青年作家的新作，一瞥95年整个长篇小说。既是一瞥，就不在乎以偏概全的危险了。 张炜的《家族》，于“家族”以外的社会政治着墨更多，关注家族的眼光常常游移分散，因而顾此失彼，名不符实。从家族写到社会政治文化人性，《家族》没有超过《白鹿原》，更不及十年前的《古船》。《家族》的题材与构思，要求在抒情之外，有更理性的穿透，更凝重的刻画，这些作者都做得很不够。他的另一部长篇《柏慧》，以文学的形式对当代生活作出严厉的道德判决，不失时机地满足了变革社会通常会有的那种价值恐慌。但是，当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审视全然转化为一腔道德的怒火，当他对人性的分析归结为划分好人坏人，其生存视野之逼仄，精神空间之狭隘，也就不足为怪了。表现上的夸张，叙述上的唠叨重复，语言的浮华脆薄，以及神圣化自我表述带来的主体意识的虚假，还在其次。 许多写农民的小说，总是用知识分子身分的叙述人代农民说话。叙述方式的单一化（比如《柏慧》），使我们很难消除那么一层隔阂。李锐的《无风之树》力图让人物自己说话，自己呈现内心的丰富秘密，这就多少打破了农民在说话发言的历史上对知识分子叙述者长久的依赖。但李锐似乎又颇难避免人物讲述语言取代叙述之后明显的单调和重复。几个重要的人物，翻来复去，好像就只有那么有限的几句话，这说明作家在吸收和化用民间口头语言方面，还未到火候，每到关键场合，就难免捉襟见肘。 一些历史小说的经验，有益于思考文学语言的出路问题。好的历史小说，总是能够通过语言，直接传达出某种真实的历史氛围。唐浩明的《旷代逸才》把王壬秋、梁启超、杨度这些近现代历史上的硕学鸿儒刻划得栩栩如生，这首先就应该归因于作者相当深厚的古典语言的功底。如果对这些人物处身的语言世界或者他们活动的那个世界的语言，没有相当的体验，像《旷代逸才》这样的历史小说，根本就不能下笔。近来一些青年作家以“新历史主义”旗号为依托，颇有藐视历史凭空杜撰的架势。他们的“国史”知识太贫乏了，而同样贫乏的“国语”根底，更使所谓的“虚构历史”无法树立。这些作家亟待“读史”，因为翻看历史典籍，别的不说，至少可以从中感受到自己和汉语本体的距离已经有多远。 王安忆的《长恨歌》使人们自然想起张爱玲的文字魔性，《倾城之恋》、《十八春》的意境。但张写上海，确有诗书簪缨的世家底子衬着，故揪心地惘然，难抑的悲情，都真实可感。王安忆写上海，置身局外，往往不得以太多的智慧炫耀来填补大段大段的情感空白。她的城市叙述，是认识不是体验，是好奇不是挽悼。《长恨歌》也许可以当做80年代以来大陆文坛越来越盛行的某种“拟挽歌体小说”的一个总结。王安忆对语言已经认真到了刻意雕琢的程度，但是，这只能说是语言对世界的无条件统治。它的工巧之处，在于辞语得寸进尺地扩展，比喻你追我赶地叠加，而这恰恰也是艺术上的过犹不及。 如果说王安忆的《长恨歌》硬把没有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由此制造出一种关于上海的生活神话，那么格非《欲望的旗帜》，则是有意要大煞风景的游戏之作。知识分子对自身形象类似神话的虚构，在这里受到了不留情面也破坏，什么终极关怀，什么人文精神，什么学术规范，全都是凡人所有的原始而可怜的欲望的蠢动，书中种种“察见渊鱼”式的恶作剧描写，确实可供解颐破闷。所可惜者，格非在破译知识分子生存的欲望化本质时，没有更多地设身处地地体会知识分子灵魂或有的幽深委屈。他的一些讽刺嘲弄，往往流于武断、急躁，显出完全不必要的浮滑与刻薄。这使我在阅读《欲望的旗帜》时，怎么也拂不去戴维洛奇《小世界》的影子——尽管格非的初衷肯定不在模仿。《欲望的旗帜》写得最成功的地方，大概要算是女主人公张末对于爱情和人生虚虚实实悲悲喜喜的体验。另外，作者的机智、冷峻和近乎俏皮的幽默，相信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品的这个部分，有点像是抡着斧头拆一架废弃的钢琴时，意外弄出的一段美妙乐音。 莫言的《丰乳肥臀》也十分讲究语言。他好像满足于表演自己的出言不逊，这就难免影响了和生活世界直接的拥抱，早期创作中的勃勃生机和自然发泄的野性，不知何时变成了有利可图的招牌。过誉之辞反而如潮而至，这真殊可叹息。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只想把一个城市贫民一生中几次卖血的故事讲好，题目也起得平淡无奇。如果有人要推许作者的叙述技巧、道德勇气或者语言魅力，那都大错特错了。但似乎也不必因此急着夸奖余华的洗尽铅华。我觉得余华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一无所有，不想在完整的故事之上，再添加任何自己没有把握的东西了。讲自己的故事，把假话，大话，空话，昏话，废话，笑话，留给别人去说，这是余华的精明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举。他能够回避同时代人的浮躁峻急，但回避不了自身的先天性虚弱。 95年确实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长篇，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在文化积累、精神定力、历史意识、语言功底上的诸多缺憾。看来长篇小说仍然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极限，前景未可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