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无疑是善读书，又善游山水的人。他能从书中见到活的山水楼台、活的历史人物；又能从山水楼台历史人物之中，见到一整幅的活的书。秋雨先生无疑又是“能感之”兼“能写之”的人。无数的人文胜地，我们一般都去过，许多文史典故，我们大都也知道，可是我们却还未能如秋雨先生那样胸藏丘壑，兴寄烟霞，横七纵八，拈来皆成妙文。尤为难能而可贵的是，他这样的将自家真实生命敞开来，去贴近文化的大生命，去倾听历史或沉重或细微的足音。唯其如此，他笔下的草木山川、庙宇楼台、飞鸿雪泥，总是关情，与人呼息相通，远胜于那些味同嚼蜡、质木无文、描眉毛画眼睛的文化史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讲中国文化，需要有秋雨先生的这一枝笔。她令人耳目一新地探入了中国文化的底处。这样的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然而，我读了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在欣赏击节之余，又常感不满足、常有这样那样的遗憾。这或许是苛求、多事。但细细一想，既然秋雨先生自觉、认真地将其作品作为学术性的散文来写，认真的读者也应该而且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接受；既然我们也习惯于将《文化苦旅》一类作品视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描述、一种阐释，我们也就应该已获得了从这个层面作一点学术批评的权利。目的与秋雨先生一样，——探究怎样写好学术性散文这种新文体，以及提供另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态度的可能性。这种探究，以及可能性，原是不必强加给作者的，但对于读者，以及对于理解中国文化这码事，多一种声音，却自然是有益的事情。 一 学术散文，必然要求它的作者兼有“虚而灵”的诗人气质与“滞而实”的学者风度。秋雨先生虽然也同许多诗人一样，穿行往来于咸阳古道、阳关雨雪、苏州小巷、三峡猿鸣，但是他毕竟是从书斋的深处走出来的，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书卷气息。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的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中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既然作者已在《自序》中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一再提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古代文化的“较深脚印”、“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等，那么，我们就首先可以从知识的、书本的角度，看一看作者是否真正感受足了、点破了、揭开了、写透了那具有“悠久魅力”的“文化内涵”。 先说《都江堰》这一篇。开篇第一句话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作为全文的主旨，这是一句颇具见识的判断。因为有了都江堰，才有了天府之国；而天府之国每每在关键的时候，又为我们民族提供着庇护与濡养。因此，确有理由说，都江堰“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这个结论下得极大气。但是可惜的是，这篇写都江堰的文章，却与这个结论并不相匹配，而显示了秋雨先生知识结构上的虚欠。第一，蜀守李冰主持都江堰的创建工程，这是一个相当传统的说法。较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并非李冰任蜀守时期全部完成的，应早于李冰280年，即工程始建于2500 年前。倘若秋雨先生吸收了这一史学界的新成果，他应该抓住（像《风雨天一阁》那样）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使用了2500年历史的水利工程这一奇迹，来做文章，可惜他痛失交臂。不从世界史看问题，都江堰份量轻了，作者的视野也小了。其次，这篇文章，只字不提地形地貌，不免使一般读者，对于都江堰缺少了一种重要的俯视视角。我们看岷江，乃长江所有支流中流量最大的一条江。大流量从数百公里崇山峻岭之中奔腾而下，简直就是一头巨兽，从海拔数千米的山地，在今都江堰地区进入海拔只有几百米的成都平原，后果不堪设想，——却被都江堰轻轻收拾，切割成两条江，其中一条通过宝瓶口乖乖进入成都。这么好的一个描写，实实在在的描写，我为秋雨先生的错失而拍案叹惜。 第三，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散文家对于一处世界文明奇迹有面面俱到的描写。但是，既然提到了她的“伟大”，作者对于都江堰的第二大功能即运输，却只字不提，不能不令人惊讶。司马迁关于可以“行舟”城内的亲身观察，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热切期盼，以及马可·波罗有关“通海大船，往来上下游”的记载，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大大发挥的角度！秋雨先生的心目中的都江堰却只有一个单一的防洪用途，未免太小看都江堰了。 第四，结尾说：“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我们真的不知道这里讲的是哪一国的神话？倘若是中国的，稍具文学常识者皆知，那远古的神话，所谓与苍生与大地的距离，其实并不是那么太遥远的。 类似如此由于知识结构的问题而来的缺陷，还有一些。譬如《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在清代以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我不知道，这里的“文化意义”与“藏书规格”的真实涵义是什么？如果是指诸如收集、编校、目录、流通、体制、职官、机构等，那么这里的判断显然错了；如果不是，则令人费解。于是“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这也显然违反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真相，稍阅诸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书，则不会下笔如此轻率。最奇怪的是《白发苏州》，既然专节已写到了马医科巷，便已超出了一般旅游观光心态，眼光不俗。但是，却又何以只字不提“春在堂”？俞曲园的“花落春犹在”诗，何等为人传诵，稍悉民国掌故者，几无人不晓。又何以不提曲园老人最著名的“病中呓语”？在二、三十年代，恰因为“病中呓语”预见了三十年之后那个时代的事情，而成为知识界纷纷言说、“惊以为奇”的话题，因此才有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周刊》上的那篇《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文。须知，我们可以想像：在“白发苏州”的深处，有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为白发苍苍的中国文化算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命”，——你就是打起灯笼，又到哪里去找如此的写学术散文的极佳素材？ 二 由一般的知识结构再进一层，便是中国文化素养上的问题了。这构成好的学术性散文的一个重要品质。学养的深浅，不仅是文章学意义上的文野雅俗之异、金石丝竹与鸦鸣牛喘之分，更可看出作者其人对于文化心灵究竟有没有真的感应，对于文化理想有没有真实的提揭，对于文化意识有没有真正的显豁，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其人的人文境界。《风雨天一阁》是一篇写得不错的文字。作者是宁波人，对于乡邦文胜，写来亲切异常，踏实可靠。他的笔下有真情实感，有文采。他抓住了一个极好的题材，即天一阁乃当今中国唯一的一座保存完好的藏书楼，发挥得淋漓尽致。请读他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