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以学者的姿态杀入散文界，他的一篇篇散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余秋雨称他的散文写得比论文还辛苦，因为要收集大量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之多足以写成一本书。言下之意，他的散文不仅仅是词藻华丽，而且立论严谨，包含了大量的学术创见。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下面笔者尝试从学术和艺术两方面对余氏做一番考察。 余秋雨的学问 在《文化苦旅》之前，《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是余秋雨建立其学者声誉的四部著作，即余秋雨所说的“史论专著”。在《文化苦旅》自序中，余秋雨一方面借别人之口，说他的史论专著“写得轻松潇洒”，另一方面又说他的史论专著最后都“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在仔细研读了这几部著作后，笔者不禁对余秋雨的学问产生怀疑。 《戏剧理论史稿》是一部研究东西方——主要是西方——戏剧理论的大部头著作。能写这样规模著作的，应该是学贯中西，占有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人。但奇怪的是，余秋雨掌握的资料——尤其是西方资料——极为有限，有关国外的资料主要取自国内编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有限的几部书。一个研究西方戏剧理论的人竟然只能靠别人翻译过来的二手材料进行研究，岂不是一个大笑话？这样的研究能有多少学术价值？单凭余秋雨不通外文而又大谈西方戏剧理论这一点，笔者对余秋雨的治学态度及学问功底就不敢恭维。 《戏剧理论史稿》的内容也同样令人失望。整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有限资料的排比罗列，加上一些很程式化的评论，绝少发现余秋雨对所介绍的理论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在这样一部学术著作中，余秋雨却显得缺乏一个学者应有的深入分析能力。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于是他竭力在语言的生动活泼上下功夫，试图用语言的华丽激昂来弥补见解的贫乏苍白。 放弃思想的创新而专注于玩弄华丽的辞藻，这一趋势在余秋雨以后的专著《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中愈演愈烈。在这些所谓的学术著作中，作者所关心的是如何用浮夸的语言来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如何给他的绝少创见的观点裹上华丽动人的外衣。这一点在《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这部研究艺术创造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缜密细致的分析，看不到当代学术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通篇是支离破碎的文学常识和作品赏析。余秋雨以一种慷慨激昂的散文笔调来吸引读者。整本书让人觉得和学术研究无缘，完全是通俗的文学普及读物水准。此书清楚地表明，余秋雨已不能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了。所以《文化苦旅》的产生，可以说是余秋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文化热”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翻译引进了一大批当代西方学术著作，使封闭的中国学术界了解到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水平，注入了现代学术气息，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出现了一批用新观点、新方法剖析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用现代学术方法扎扎实实分析中国文化的学者，他们提倡一种科学严谨的学风，提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口号。这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开始走向成熟，走向自律。在这个大背景下看余秋雨所谓的“文化研究”，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出余秋雨是与正常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余秋雨身上毫无现代学术气息，似乎中国十几年的学术发展对他毫无影响。余秋雨的学术水准仍停留在十几年前的那个水平，他用浮夸的语言煞有介事地重复着早已被现在学术界抛弃了的大而无当的论题和论点，用臆测和想象代替严格的逻辑论证。余秋雨唯一的“现代”气息是他所用的时髦名词：“文化指令”、“消解”、“文化生态系统”、“文化人格”、“人生范式”等等。这些时髦名词在余秋雨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望之俨然，但仔细探究，则发现纯属生搬硬套，装点门面而已。 在所谓“艺术体验”的幌子下，余秋雨对人类的理性思维大肆践踏，把学术研究变成了三流诗人的呓语。为了追求戏剧性修辞效果，余秋雨经常把历史与想象混为一谈，信口开河，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请看下面的句子： 黎族姑娘的美首先是眼睛，大海的开阔深沉、热带的炽热多情全都躲藏在睫毛长长的忽闪间。冼夫人把这种眼神投注给了中华历史，这在中华历史中显得既罕见又俏皮。（《天涯故事》） 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白发苏州》） 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指王昭君——引者）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终逝他乡。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三峡》） 任何一个严谨的学者读到这样的句子都会感到脸红的，这真是太随意了。余秋雨把他的一本散文集起名为《文明的碎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书名揭示了余秋雨尚未意识到的一个事实，即：在余秋雨笔下，人类的思维被弄得支离破碎，真成了“文明的碎片”。 “地域文化”是余秋雨经常谈到的，他也要求别人去研究地域文化。但他的“地域文化”研究到底是些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天涯故事》为例，稍稍分析一下，看余秋雨是如何进行他的“地域文化”研究的。余秋雨认为海南是“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他是这么论证的：“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姐妹名播远近。……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也是由于这种家园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