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何其芳建国后的心路历程，我发现，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与忧虑感焦灼着这位积极用世的学者：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彷徨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了追求真理，建构理论家的独立人格，他艰难地工作着、奋斗着；但他的努力往往不为时论所认同，他是背负着精神重荷，抱憾离开这个他热爱和奋斗过的人世的。何其芳的经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生活、活动于同一时期的不少文艺理论家有着和他相似的人格磨难和精神苦闷。因此，研究建国后的何其芳就有可能举一反三，帮助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时期文艺理论家们的思想发展动态和轨迹。 一 历史的变迁往往成为一些人思想发展、转换的契机，因为这种变动了的现实会使一些人重新发现自己、或重新认识生活，随着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分化与重组，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解体与建构，人人都存在一个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或寻求自己的合适位置的问题。正是因为看到了新中国建立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在何其芳思想发展中的投影和作用，我们才把建国后的何其芳作为他思想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进行研究的。 新中国的建立给何其芳带来的是欣喜和希望。如果从1938年他进入延安算起，他已经为这一天的到来奋斗、期待了十一年。如今，“新中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能不放开歌喉，欢唱“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呼唤“文学艺术的春天”？但是，当胜利的喜悦归于平复，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时候，何其芳发现了不少不尽如人意的现象。 其一，文坛状况。早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庸俗社会学文艺观在革命队伍中就颇有市场，如果说它的错误和危害在那时为激烈的对敌斗争所掩盖的话，那么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弊病就突显出来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但未能适时地变革文学观念，调整文艺政策，汰除庸俗社会学的错误，相反，庸俗社会学倾向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错误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建国后三五年，文艺界还来不及休养生息，就接踵迎来了对电影《武训传》和所谓“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春天来了，但在这个春天里却还缺少何其芳所期待的姹紫嫣红、似锦繁花，在文坛上出现了不少粗制滥造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充满火药味的批评文章。在何其芳写于该时期的一些论文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对于文坛没能出现预期的繁荣所难以抑制的焦躁和不满。 其二，个人境况。作为诗人，何其芳早已感觉到了捉襟见肘的困窘。十来年间，他很少有诗作问世了。如果说，建国前，他还能以工作繁忙为由借以自慰并回答他的诗作的热情的读者的话，那么现在他再也找不到任何托辞，他似乎再也找不到那种引动他创作激情的感觉了。他伤感地自问：“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难道我是一颗不结实的树？”我们知道，建国以后有一些早先卓有成就的作家经历着与何其芳一样的苦恼。就何其芳来说，他的不幸，在于他过早地感受到了这种情感折磨，从40年代后期起，他就少有鲜活的创作。文艺思想上，何其芳也有了新的觉悟，他通过对自己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检视，领悟到他过去太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了，“只是强调为当前的需要服务，只是强调内容正确和写得朴素、容易理解”，领悟到因否定了“只讲求艺术的完美”，而走到了“不讲求艺术的完美”的极端。〔1〕 为了使我们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何其芳这种朦胧觉醒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何其芳前期创作道路和思想发展轨迹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30年代初，何其芳以诗歌和抒情散文的创作为起点，踏进了文学殿堂。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似乎不是什么生活经历的丰富多彩，而是由于生活的暗淡贫乏，他渴望在文学中寻找寂寞心灵的寄托。但他的笔却特别富有灵气。他勾画了不少梦幻般的美好世界并忘情地在这个奇异的天地中神游，从中得到慰藉与满足。他喜欢“独语”，也耽于“画梦”，少女的罗衫、恋人的脚步，自然界的行云、流水，一簇蔷薇、一缕雨丝都会勾起诗人的神思，搅动他那敏感而又脆弱的心房。何其芳确实不愧为当时的一颗新星，他那些想象奇特、构思精巧、风格优美的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苦心和鲜明的创作个性，为诗人赢来了一片赞誉。但何其芳早期创作受制于狭小的生活天地，其局限也是明显的。他不满现实，但扮演的只是洁身自好的旁观者，他寂寞、孤独，在给友人的信中，竟有“死于我是如此亲切”的感情流露，〔2〕在他周围除了几个同调诗人之外，就是一二个过从甚密的年轻姑娘，爱情成了何其芳创作的第一主题。诗情的枯窘，使他产生了改变现状、深入生活的主观要求。 1938年，何其芳进入延安，参加了革命。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时间流动得那样急速，新的生活激动着何其芳，他急切地接受一切新的事物和新的理论，无暇对过去的思想观点、艺术观点进行郑重的实事求是的清理。他全盘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概括起来，这种否定主要在下列几个方面：否定了他过去的创作道路、否定了他的创作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否定了早年“为个人”的文学观、否定了过去的创作方法。〔3〕 何其芳的这种自我否定，在我看来，主要是出于对革命的至诚。因为在进入延安前，他已有这样三点朦胧的觉醒：（1）他已感觉到了个人、他的创作与社会、时代的隔膜，产生了要将自己的创作变成鞭子还击到不合理的社会背上的进步要求，这种要求在他参加革命后，较易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演变为对过去的全盘否定。（2）生活天地的狭小， 使他不免有难以为继的困扰，他要选择新的表现题材，也因此将过去的东西全部摒弃了。（3）那就是深藏于何其芳心中的实现精神与创作新的提升的内驱力，何其芳踏上文坛之初就有着执着的艺术追求，有着强烈的自觉创造、在优秀的艺术家中立足的主观要求。因此，他力图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踏上人生旅程的更高一个台阶，是不难理解的。 何其芳对自我的全盘否定，自然也不乏外部因素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