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的最新长篇小说《家族》的发表业已变成了一个戏剧化的事件。它被一些批评者称为“圣者”的言论或是“特立独行”的伟人的杰作，被以最为热切的语言加以赞美。这使得一直热衷于以一种极为高蹈的、隐士式的姿态处于大众传媒的中心，而在1995年的文化论争之中极为执着地扮演了一个“抵抗投降”的孤独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的张炜，再次被一些人确认为一位除了张承志之外唯一的伟大的作家。《家族》好象一张即将兑现的支票，被一些批评家以最奢华的语言预支了最辉煌的成功。因此，对于这本已被热切地赞美所成功地加以包装的小说进行一些冷静的分析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部相当冗长的小说所喻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了对当下文化的仇恨与愤怒的知识分子的绝望的战叫，也是他的迷乱与狂躁的文化选择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纪录，也是一位业已由小说作者蜕变为原始自然神的膜拜者和文化冒险主义的精神偶像的人物试图抓住小说这一形式的一次最为绝望而痛苦的努力。它的出现所标明的乃是一个双重的困境：这个困境一重是“小说”本身的，它告诉我们沉浸于某种迷狂和狂躁中的作者会把小说带向一种怎样的枯竭与干涩之中；另一重是文化与历史的，它说明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张炜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全部历程的无限的绝望。 《家庭》是张炜的另一部小说《柏慧》的姊妹篇，这两部小说的内容多有重叠与交叉之处。只是《家族》不仅仅如《柏慧》那样充塞着绵绵无尽的狂放“独白”，而是在大段的“独白”的空隙之中，插入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十分诡异的表述。他试图提供几个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的命运，为《柏慧》中的狂放的“现实观”添加一个来自中国历史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家族》也重复了《柏慧》中有关03研究所的若干片断。而《柏慧》中的隐居海边葡萄园中的那个隐士式的“我”的狂放的宣泄在《家庭》中仍然以一种中心化的权威的姿态凌驾于小说中的不同的声音而成为一种绝对的“神”的宣谕。张炜的这个叙事者“我”如同一个隐秘的乡村巫师或是炼金术士，以一种人类的生活的最后审判者的身份出没于这本小说之中，给予历史与现实以最后的结论。这是一部以巴赫金所言的“史诗”的形式对于“中国”的一次独白式的热切而激烈的倾诉。它不是一部面对当下及中国历史的种种复杂性，容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其中作出复杂的思考的小说，而是以一种绝对的“神”进行一次最后的审判的小说，一部以原始自然神的“代言者”的身份进行的向神进行膜拜的言语的狂舞。在这里的“我”既宣判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革命及变化是丑恶的，又宣判了当下的文化的丑恶。无论是殷弓的那支“八一支队”还是那个被“瓷眼”之类的恶霸垄断的03研究所，都只是一些人间的地狱。而这些对于“现代性”的整个进程的无限的绝望却导向了作者对于自己和由极少数人构成的“神圣”家族的极端自恋的情绪。“我”乃是绝对真理的发现者，又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审判者，又是一个巫师式的自然的守护者。张炜如同一个当代的“那喀索斯”，以最热切的语言宣布了一个“我”的家族的不容置疑的伟大性和圣洁性。在这里最为有趣的是这种的极端的自我陶醉和自我表演不仅仅存在于张炜的小说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他的一般性的散文之中。叙事者的“我”与现实中的“我”业已合二而一。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家族》和《柏慧》写作的随笔中，他指出：“不需要赢得他们的赞同。我与之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与他们不能对话——彼此既无法倾听又无法诉说。所以二者不必试图沟通。他们对我的打扰是无端的，是一种侵犯。我从来没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86页）而在《家族》中， 叙事者“我”的这种自恋也已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我们的单薄的肩头要承担没法想象的沉重，我们在保护一片平原，一片土地——它是我的母亲，好多好多人的母亲，这个担子怎么落在了我的身上，也许冥冥中有谁选中了我。”极端的自我夸大和自我幻想，使得张炜以一种异常的自信表演着一个神的代言人的身份。他极为夸大地向他的读者进行了十分放肆的承诺： “它没有半点虚妄，它正是一个真实。亲爱的，你相信我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守住什么吗？在那些数不清的蛊惑与欺骗中，你能目不转睛地守住吗？” 这里有自我的幻想，幻想自己能够以语言发出神一样让人无条件地崇拜的“真实”之声。而“你”则只有与“我”有同样的信念和价值观，才能超越其它的“蛊惑与欺骗”。其它非“我”的思想皆是一种不良的东西。张炜在自我陶醉和夸大中也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攻击性，一种专断而狂暴的、阴郁的灵魂之声。 在对自我的神的代言人的伟大与神圣的热烈的歌颂之中，张炜的《家族》所表达的却是一种对于“作者”的极端的仇恨的心态。与之观念与价值有差异的其它群体均是应被“仇恨”的，而只有这个被“神”所特选的家族才有权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互相认同，互相依赖一种对“神”的膜拜而构成的有序的群体。（其中的“我”由于是神的代言人而居于话语中心，而其它的“你”则依赖对“我”的崇拜而获得进入这个家族的权利。）在这个群体中，共同依赖对于“我”和“神”的无限的景仰而形成一种等级关系。在这个狭小的“家族”之中，“我”乃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和支配者，他是血缘关系或土地的神圣性的唯一的阐释人，也只有“我”才能解释谁属于这个家族，谁被允许进入这个“家族”之中。这里的“家族”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纽带成为一种文化及思想的无上的权力。这依靠某种“血统”的（这里主要是精神血统，但也涉及十分具体的血缘关系）延续建立一种“清洁”的合法性，而对这个“家族”的神圣群体之外的人则以“仇恨”作为基础加以斥责和辱骂。小说的第4章的第4节乃是一首歌颂人与人之间仇恨的长篇赞美诗，乃是对于“他者”加以攻击的合法性的十分具有魅惑性的宣谕，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分裂的幻想曲。张炜热切地宣布： “我懂得了仇恨是一种了不起的本领。只有真正的人才会仇恨。仇恨不是嫉，不是怨，而只是仇恨。永远也不忘记，不告饶，不妥协不后退。” 这种仇恨的锋芒所向，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种种变化与发展中的各种不同于这个狭小的“家族”的所有其它价值观。在这个“家族”的“土地”的自然神崇拜之外的任何思索或行动都要被这个“神”的宗教法庭所审判。无论是“革命”的“现代性”价值选择抑或是经济发展的“现代性”选择，其代表者都是象殷方式的凶暴之徒或是“瓷眼”式的无耻之徒。于是，这些价值观自然应该被无情地加以“清扫”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社会敌意与分裂的热切的呼唤，对于当下和现代历史中的各种价值选择的异常狞厉凶悍的攻击，也是对于普通人的历史选择与历史位置的最粗暴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