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张炜的小说引起关注，一方面来自作者艺术上某种沉静和扎实的努力，衍生出一种不为潮流所动的凝重而拙朴的艺术特质，在《古船》和《九月寓言》这两部长篇中得到比较成功的体现；另一方面，就是伴随着这种体现，张炜小说中呈现的以“回顾”、“野地”和“纯洁”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取向在整个文化转型中所引起的熙熙攘攘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将牵涉到对张炜小说艺术上的总体评价，而且还将关系到当代作家在价值迷失的时代对自己精神上的重新定位，以及作家艺术上的个体化追求与这种定位的内在联系。其间的关节点可能在于：以现代化和文化转型为籍口，对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思潮在价值上采取基本认同的姿态（无论这认同是否具有进步性），很可能会丧失艺术对现实必要的否定性张力。张炜的小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警醒作用。但反过来，仅象张承志那样主张对现实义无反顾的拒否，却又不加追问和清理这种拒否成为可能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对现实的批判最终同样可能会造成对现实维护的效果——如果今天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对过去全部历史所构成的“现实”予以反思和改变，如果一个作家艺术独特性的追求，意味着他将穿越人类历史由野地开始而到文明的全部文化内容，建立一个新的“理解点”，对张炜来说，这又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呢？ “回顾”与“前瞻” 迄今为止，已有不少议论文字注意到了张炜小说的“回顾性”特点，在一个已习惯讲“向前看”的社会时尚里形成的明显反差。这一点，张炜本人也直言不讳：“我要从事艺术，就不能不更多地留恋，不能不往后看，”“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地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前进路上疏漏和遗落了的东西吧！”(1) 的确，“写什么”对于作家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应该争议的问题，也许张炜本来就属于普鲁斯特和福克纳那种类型的作家，在回忆中寻求某种永恒的东西，在“那块象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土地里……为自己创造出一番天地”(2)。特别是， 当你注意到“回顾”的不仅是张炜笔下一块被人类文明进程遗忘的原始净土和野地（《九月寓言》），一堆受到人类文明伤害的“黑鱼”（《怀忘黑潭中的黑鱼》），甚至也是作者的一种叙事方式（《柏慧》）和作者笔下人物的生存方式时（《九月寓言》中的忆苦大会），你就不能对张炜的“回顾性”，用一句“回顾中蕴含着前瞻和期望”一笔带过；你就会追问张炜在“回顾”中“拣起”的东西是否再可能成为“前瞻”。或者在何种意义上再成为“前瞻”的一部分，抑或基本就不蕴含真正的“前瞻”。尤其是，当你意识到张炜“回顾”的目的包含着对所有“现在”的拒绝与抵抗，就象隋抱朴的怯懦和木讷，是以对家族有可能再给“洼狸镇”带来灾难的反思为前提一样（《古船》），你就会进一步理解作者如下一段话语：“一个人的重要性，表现在他与一个时代的关系上，而这种关系又具有某种深刻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别是一个思想家，应该是这样。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征，就是空有其名。”(3)由此， 你就会认识到“回顾”还是作为思想家的张炜存在的方式与写作的基本立足点。把握这个“立足点”，不仅是理解张炜的创作，而且也是评价张炜这个人的重要契机。 我首先想提及的是张炜新近发表的两个短篇：《一个故事刚刚开始》和《怀念黑潭中的黑鱼》(4) 。 这两篇以“回顾”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小说，至少在“前进路上疏漏和遗落”了什么这一点，可以含盖并且让我们窥见张炜价值意义上的“前瞻性”是什么，以及何以成为可能。饶有意味的是：《一个故事刚刚开始》中的“外祖母”身上，确实凝聚着一种我们民族崇高的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坚韧气质，而《怀念黑潭中的黑鱼》却显然在呼唤一种被文明裹挟的利益冲突所毁坏的一种生命原初之间和谐相处的生存关系；前者是在“冲突”中体现出的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人格力量，后者则是针对文明的负面因素（如唯利是图导致的背叛）产生对人类原初的“和谐”之美的憧憬；前者可以推导出张炜在《柏慧》、《抵抗的习惯》、《再谈学习鲁迅》《缺少稳定的情感》等作品中一贯传达的面对邪恶势力而大义凛然的抵抗意识，而后者，则与《九月寓言》、《三想》、《融入野地》、《羞涩与温柔》一道，昭示的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类似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虽然在深层内含上，外祖母携母亲后来举家迁徙到“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原”上，与“哭泣的男人”率领水潭中的黑鱼往太阳沉落的方向撤离，体现的是同样惊人的生命力和抽象的善不胜恶，但由于前者指向人与人的冲突，后者指向人与自然的冲突，对人与人冲突的肯定意向和对人与自然冲突的否定意向，不但将使我们看出张炜笔下关于人和自然的非整体性观念，而且也将使我们初步体会出张炜生命观的不平等性。 一般地说，人类文明包含这样两个基本层面：生存意义上的相安和杀戳与文化意义上的发展和守旧，我们也一般会将肯定的票投给“相安”和“发展”。但是，当“发展”有时是以“杀戳”为代价，而“相安”竟和“守旧”相联系时，问题就会显得复杂起来，更不用说人类有时会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文化精神守护着本质上是生存性的杀戳运动。张炜当然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小说里尽量回避对外祖母所支持的外祖父的“事业”的正面评价，而将全副笔墨投注在外祖母遭受各种打击时一种人格和精神力量的迸发中。这样处理的好外是：可以将外祖母中的精神形象剥离出文化内部政治冲突的价值困绕，但也留下了外祖母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空缺（外祖父的影响只是其中之一）。尽管作者在关于黑鱼的小说中提出过“它们最初是从哪儿迁到黑水潭来的”问题，但由于这种空缺的效果最后导致的是对一种抽象的精神力量的肯定，并且这种力量只能在文化的冲突中予以显示，所以当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双方如果都赋予“外祖母”的力量时，张炜的价值评判就将显得棘手起来——因为精神一旦被抽象化，外祖母和外祖父的身份就显得并不重要，人就被张炜划分为具备这种秉赋和不具备这种秉赋这两类人。这无疑是张炜从文化政治批判走向道德批判的开始。这种批判逐渐使张炜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种最勇敢者也是最温情者的人格取舍观，即：“需要为真理和正义做出极大牺牲的时候，往往是那些满怀柔情的人首先挺身而出。”(5) 进而才写出对自然的破坏者只能是唯利是图的黑鱼的背叛者这样的小说。黑水潭边那两个为了一点好处助纣为虐的老人才被作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