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者都谈及沈从文的“自卑情节”，认为“自卑情节”对其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这是对的。 但若进一步问：自卑情节又缘何而起？自卑感的产生要有一定的“落差”和“参照系”，这“落差”和“参照系”是什么？在作家整个创作中是什么东西站在不易望见的远处，“遥控”着他的生活道路并渗透在他的作品风格中？答曰：是他特殊的家世。倘说“自卑情节”是他创作道路的近因，那么深深沉淀在作家心灵底层，隐于作品深处的远因则是他的家世。他从军队出走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作品中所显露的贵族气息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关系。 1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洪福曾一度作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因创伤而病死家中。他所“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的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个较优越的地位。”〔2〕祖父因无子息而过继来叔祖父和一个苗族姑娘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因此，沈从文有一部分苗族血统。父亲从体魄到气质都令家人以“未来将军”相期许，但因社会变故，终其一生只作了个极普通的军官，后在土著部队里作一名上校军医。 外祖父黄河清是本地最早的贡生，“守文庙作书院山长。”故母亲极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方。他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母亲教他认字，教他思考和判断。沈从文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排行第四。这样一个在当地较显赫而受人尊敬的军人家世伴随着牵藤绕蔓、地位差不多上下的亲戚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外国专家曾说：“他（指沈从文）跟当地掌权者大都不是认识就是亲戚关系。因此，他的小说可以构成一套家世小说的简史。”〔3〕的确， 沈从文有些作品就直接描写他家族和亲戚关系。“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4〕所有这些无疑从小培养着他的优越感。加之他父亲因他明慧，自小便告诉他“祖父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周围人也以大器目之，潜移默化，无形中把他的人生砝码加高。可以说沈从文的优越感这时已经成形，在心灵上刻下了一层不可磨灭的印迹。 若往后他家世的炉火依然旺炽，且不说更好，沈从文可能躺在这优越感上平静安宁，然而可能一事无成地抵达人生黄昏的彼岸。他那些充满艺术魔力的作品就不可能问世，正如他自己所说：“假如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作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县，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5〕但自父亲“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辗转东北后，家庭败落了，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既已到了把老屋字契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6〕沈从文再也不能躺在贵族式的优越感大氅里作安宁无忧的梦。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撼动童年的他那颗顽皮贪玩、充满幻想和猎奇意识的心，那么在14岁时家里送他去当兵，为曾在他父亲手下当差而今升为团长的女儿莲姑当差，给她“装烟倒茶”，他才模糊地意识到摆在前面的路是多么狭窄和坎坷！这可能是沈从文第一次感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意义。他感叹道：“有人从大族中把家从中落到破产么？有人在小孩时正当着这个顶坏的命运吗？从这个来的，都能体会到那种情形。我的家，在我出世那一年，是还正给爹爹大抖特抖，让一个姓庞的抚台到家为我取名的，谁知这个名字却在他14年后给人作副兵喊叫用！在口北的爹爹，也许还在儿子身上做着那好梦，谁知儿子却应在15岁以前来把时间消磨在供人使唤的工作中。”〔7〕千年田地八百主，十年穷富多少人！ 家庭的变故使他小小年纪就“要把母亲同姐姐用眼泪洒在上面那小小包袱背起，跟随家乡中的叔叔伯伯到外面来猎食”〔8〕， 在生活漩涡里起伏低昂。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卑感向他袭来！ 但他并不甘心给莲姑当差，要是一般人会觉得理所当然，顺理成章，而且还会因给团长家的小姐当差感到庆幸，觉得“被抬举”，但沈从文丝毫不觉得宠幸，反觉得极大的羞辱，因为自己家世的参照系像一只眼远远地盯着他。 在部队当兵，依崇武的湘西人来看，本也不是很卑贱的职业，相反倒是一般“年轻人唯一的出路”，但从作家传记和作品描写来看，沈从文在军队时总是忧郁的、内向的、有所思的。倘说沈从文以前还是一个顽童，那么到这时已完全懂事了，他背负着家族对他的期望，要“好好的做人”，“我找钱，我找名誉”，不能让家人和娘“长此随到亲戚飘荡”。因此，他不像一般兵士那样随波逐流，放任自己。他并不甘心作一个无名兵卒，这绝不是他的家族所期望于他的。因此，他经常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与周围人并不合群，他的心常是孤独落寞的。他虽然对绑架勒索、杀人剿“匪”等军队中家常便饭的事不能作出很清晰的判断，但他总与这些保持距离，“不安于当前事务”而为人生远景而凝眸。他常“爬上一个山，傍近一条河，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漫无涯涘去作梦，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9〕他因身体的瘦弱不能与人较力，便拼命写字，并以此“拔擢我到司令部作司书生，薪水加到九块三毛钱一月，名册上写的是上士，名义上我已经是师爷的。”〔10〕然而也终不过一个“上士司书”，将军梦早已破灭。土著部队绝非他终生寄食之地，恰巧“五四”运动波及到了遥远闭塞的湘西，这呼应了他心灵中沉睡已久的向善向美的精神基因，于是他毅然决定抛撇了耗去他五六年青春的土著部队，只身来到北京。“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11〕 然而来到北京后，一下火车，都市的气势给了他巨大的威压。他原以为能到北京读书，结果考燕大得了零分。北京的亲戚对他又不冷不热，他又无固定经济来源，常到同乡、朋友处蹭饭吃。在他早期小说里就强烈流露出这种穷的窘迫和性的苦闷。郁达夫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里曾向像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指明三条路，最上是找一点事情做，比如拉洋车，当土匪等；第二是弄几个旅费回湖南老家；第三是去当兵，或作贼。但这三条路沈从文都没有走。他的家世在他心灵上刻下的优越感，他父亲给他讲的祖父一些“勇敢而光荣的故事”及家庭对他的期望促使他要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说“人虽是个动物……究竟和别的运动不同，还要生活尊贵。”家世的光荣记忆不许他去干那些偷鸡摸狗、为人爪牙、充当炮灰的事情。他决心拿起笔来，用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用一些文白杂糅、甚至语句不通的文字来写文章，写曾精心培育了他的优越感的故乡湘西，写他家族过去的光荣。从他的作品里，一起始便显出一种高雅、清新脱俗的气质，而隐含在那少年的忧郁、伤感情思中的则是一颗向善向美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