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风景线 抗战文艺以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爱国主义的政治自觉，战斗热情与阳刚之美，鼓舞了整整一代浴血苦斗的抗战军民，并传之后世，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一个时代的文学能够发出这样巨大长远的能量，这在文艺史上是罕见的。抗战文艺的生命力，还表现在半个多世纪来，我国作家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创作热情持久不衰，不断有新作问世，而且愈写愈好。这也可以举出包括老中青作家战后在长篇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创作的一长串篇目。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近年来同时出版的三位老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史诗般的长卷。无论从作家视野的广度、题材开掘的深度，艺术锤炼的力度，都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作家的潜心之作，是硕果累累的中国抗战文学的新丰收，也向我们提出了研讨抗战文艺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重大课题。 我并不附和文学的诞生必须与其时代有时间距离的所谓“间隔论”。但当事实上今天与抗日战争有了半个世纪的间隔，作家完全有了可能，认真筛洗历史，从容构思，精雕细刻，更好地运用典型化这一艺术利器。在这方面，我们可喜地看到，王火同志的三部长篇《战争和人》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酬报。 《战争和人》刻意营造的“这一个”环境和人物，确实达到了典型的境界，确实像一面镜子，从时代的一个特殊的焦点，折射出历史深层某种本质规律，不同读者都能意会的历史内容。它的史诗价值，主要不在时代正面的辉煌，不在全景的规模，而在于送别旧世界的挽歌绝唱，史的严峻和诗的缠绵。在于环境选择的多侧面，人物构成的多层次。从“党国”显要到汪伪爪牙，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普通劳动人民。从战争中的人，人在战争中的遭遇、抗争、爱憎、愿望去写人，文学是人学，这是历史教科书所不备的，从人去发现历史，发现文学，发现美，正是一种“再创造”的现实。 《战争和人》的第一主人公是一位公认的“中间人物”，国民党的“党国”显要，兼有学者身份。他混迹官场，但不步派系；他想往上爬，还有几分清高；他认识抗日的大义，却又言怕战争的破坏。他曾有一位前妻是共产党员，大革命风险中分手后，她被杀于雨花台，留给他理不清的国事是非和私情思念。他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帮助他严拒敌伪诱逼，坚持不当汉奸的民族气节。他转辗武汉、香港、上海、重庆八年抗战不同政治背景的敏感中心，流徙安徽、河南、四川形形色色的战时城乡，目击身受人民的灾难，敌伪的无耻，“党国”的无能，军事失利，政治腐败而心绪历落，一步三叹。又在爱国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的交往接触中，不时沐浴着伟大抗日战争的清风正气。一百六十万字的小说终其篇，这位主人公还是在不断出现的人生十字路口，不尽的“选择”之中。作品的思想艺术魅力显然倾注于整个时代发展的必然动向，人格自身的转变就显得不太重要，或不在话下吧。这个艺术典型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凝聚力，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和人》没有正面写解放区，却通过以童霸威父子为中心的交游接触，耳濡目染，作品酿就的艺术氛围，已令一个光明灿烂的抗日民主解放区呼之欲出。这确是不凡的手笔。不过我还是觉得，三部二十四卷的《战争和人》，若有一笔正面写解放区，是必要和可行的。如同它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有一卷写南京大屠杀，不仅写敌人暴行的残忍，更写人民反抗的节烈。这是超越主人公童霸威视野的，很有气势，很成功，并无游离主线之感。 周而复同志的六部系列长篇《长城万里图》，我只读过五部，最后一部《雾重庆》未读完，影响了发言权。这是一部视野广阔、气势恢宏的中国当代军事政治长篇小说。时间跨越八年抗战和“二战”东线的历史主要过程，空间覆盖中国抗战各派势力地区，反法西斯盟国和敌我双方。真正堪称全景式的，全方位的，史诗性的。作者当年投身八路军参加抗战起，就蓄意要写这部巨卷。在长期的统战和人民外交岗位的工作之便，搜集积累资料近亿字，包括珍贵和稀有的第一手资料。开始也想编织虚构人物来演绎这部历史，并写了几十万字，终于放弃。也许只有现在这样的架构，《长城万里图》才能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容纳和表达作者拥有的材料和意图吧。它主要以我友敌三方首脑、著名将帅、高层文职人员真人为经纬，以中国抗战和“二战”东线的军政大事，面对当代一些历史人物评价的难点表达的难度，作者所表现的勇气和毅力，是令人钦佩的。总的来说，《长城万里图》无愧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战争的壮丽巨卷，人类二十世纪严峻时代的浩大史诗，当年世界巨头风云际会的人物画廊。也是战争与和平，革命与进步的审美集萃，包括民族传统，语言文采等等，都给抗战文艺添了新页。如问有什么可议之处，我只提一个商榷的意见。作品由于恪守从“七七”到“八一五”的抗日战争时限，从国民党召开庐山会议开卷。是否有点太拘泥历史“客观”表象？而把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这一真正推动了全民抗战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幕后，只在回叙中有所提及，是很不够的。正是西安事变这一中国当代历史契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由局部推向全国，才是国共二次合作，才有全民团结抗战，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再深的挖掘也不为过，若从这里破题，更能揭示历史的本质，更能加强《长城万里图》的人民性，全民族的主导因素和气势。 革命和文学的老前辈李尔重同志，八五高龄，以非凡的毅力，捧出创记录的480万字的八部长篇《新战争与和平》， 献给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这本身就是抗战文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文学和文艺战士共同的光荣。对李老这部巨著，我很惭愧，至今只大概浏览，跳跃式的读过一些章节，更谈不上研究。但已窥见，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写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一部书，用文学形式表现“九一八”事变起，在中国土地上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是一部形象的生动的老少皆宜的爱国主义教材。我说的老，是擂我那样跟着这段历史过来的人，对其中的许多重大事，也是一般只知道个大概，读了李老清晰、详尽、准确的全过程的叙述、描写，不仅更详透一些历史事实，同样唤起那个时代的追念和感奋，我相信对今天的青少年会大有裨益的。《新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个特色是民族化、大众化。接近章回体而又有变化，语言通俗，易于上口，听说评书名家要拿来播讲。革命文学需要占领阵地，争取更多的读者，这原是一个老问题，目前也成了遇到挑战的新课题。有些混乱的提法，如所谓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如果说严肃文学是指爱国的进步的健康的传统，那么通俗文艺呢，就可以不要这一切美好的传统为内容了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由于概念不清，使一些坏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借“通俗”之名泛滥。应该正本清源，在通俗文艺领域恢复老舍、赵树理、张恨水的传统，还通俗文艺的本来光采。《新战争与和平》的出版，李尔重同志的努力，这方面也很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