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队伍中，沈从文先生以“湘西文学”之代表著称。沈从文20～40年代的文学创作，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众多篇什，为其构建了不朽的丰碑。然而，多年来人们却极其缺乏对沈氏作品的关注，当然更说不上对其作出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了。从客观上讲，这固然是由于作家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已基本停止了文学活动，故其创作一般不为广大读者所了解；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重政治”、“贴标签”的错误倾向作怪，故像沈从文这样一个没有明确的政治归属的文学家，只是模糊地相信善必胜、恶必败，“时间尚可决定一切”的实证主义信条的作家，自然不能引起注意了。近几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旧框框的破除，开始有人注意到沈从文其人及其作品。有对其进行一般性评论的（如北大的凌宇），有联系精神分析思潮对其作出评价的（如复旦的吴立昌著《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这当然都是很可喜的。但敝人以为，从根本上说，沈从文20年文学活动（主要是小说创作）是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一种重经验重证据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及由此派生的创作态度与方法的；敝人还想指出，这种实证主义虽为资产阶级唯心论，但在旧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能起到反封建、反军阀，惊醒和感召人们的历史性作用。也正是因此，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具有崇高的时代意义和不朽的艺术价值，它同样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份瑰宝。正是沈从文自己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文学活动的本质。他说：“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的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1〕这句话可说是对他前半生文学活动的集中概括。 笔者愿从这一角度发前人所未发，将自己不成熟的一孔之见展示于下，以期就正于专家和沈从文作品的读者。 一 实证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它所鼓吹的“实证”，拉丁文叫Positvrus，有确实、确证之意， 就是说一切均从“确实”出发，或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表面上看，这似乎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事实为上是一样的，但其实二者却有天渊之别。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事实”，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经验而关键在于它是否“客观存在”，有些假象尽管也存在着（如个别地主曾对农民施以恩惠，而且农民也亲身体会到了，但它违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本性），但不能叫事实；同样，未来的无限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目前谁也没见到过，但它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且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分析体会到，所以，你不能说那就不是事实。而实证主义所讲究的“实证”，却表现了它鲜明的主观经验主义色彩，一切依主观上是否经验到为依归；但是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不同个人往往对同一事物看法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所以这种实证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 但实证主义又确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传播到的地方（或是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之处），正由于它提倡“确实”、尊重“经验”，就有某些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成分，起过历史进步作用。比如在沈从文先生早年从军转战过的湘西地区，就几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充满的是军阀混战，所以沈先生的描绘和揭露，在某种意义上大有引发真理之功效。 同时，沈从文自幼接触的是封建制度的教育，是如何光辉祖业荣耀门庭，以后直至从军6年，一直受这种观念薰染， 根本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之后，由于在中国文坛上真假马克思主义斗得真假难辨、难分胜负，所以沈先生虽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与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如胡也频、丁玲等交好，但始终未服膺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沈先生长期作为党的同路人，实际上参加了我党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且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笔疾书、奔走呼号，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沈从文曾代表中国作家赴美访问交流。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为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牢牢记着这几个字的实证意义”〔2〕。说明他虽然一辈子没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解放后又经历了一连串复杂错综的历史事变，但始终对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为人民服务”牢记于心，这表明了一个伟大作家的高尚情怀，我们就更没理由轻视、贬低他了。 沈先生说过，凡对他的作品“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3〕。 这并不是说他的创作就没有指导思想，而是说谈论他的创作必须从创作本身出发，重经验重证据，方能触及问题；而夸夸其谈大讲微言大义的，乃是不着边际。沈氏坚决反对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和望文生义的批评。 那么，如何理解沈先生“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这句话呢？ 沈从文系1992年9 月毅然脱离半土匪半军队的湘西地方武装只身来到北京的，当时他年仅20岁，然而已在旧军队中飘泊了6年。 他所在的队伍虽然调动频繁，但大体上未离开过湘西地区。而他则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分耳闻目睹了当地的“军政”局面。老百姓特别是深山苗民辛苦劳作，仍忍饥挨饿，苦不堪言；仅在他身边那几年中被杀的和与此有关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一万人”，当地最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杀人”。可是，统治阶级为何随便“杀人”？他们杀人能否解决当地的民族问题？有无更好的改造社会的途径？这些问题一直萦绕于作者脑际而无由回答。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他从一个印刷厂的工头那里听到了“五四”运动这个伟大事变的爆发，看到了《改造》、《创造周报》、《新潮》等进步刊物，因而，使之茅塞顿开，下决心走出湘西那狭隘的天地，去“读世界这本大书”。“读世界这本大书”原曾是法国17世纪理性主义大师勒奈·笛卡尔的至理名言，就是决意“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彻底改造人生与社会，今沈先生重复笛卡尔此言，也充分显示作者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坦荡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