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老舍是难以认识、不易把握的多元复合体。老舍研究界曾有“滑坡”、“上坡”之争,但讨论刚刚开始,就受到非学术性的干扰,研究也就因此搁浅。近几年来,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牵连着敏感的神经,另一方面则由于这时期的老舍内涵混乱复杂:其创作道路曲折崎岖,其理论主张杂议蓬丛,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夸示坚矛又炫耀固盾,热切的呐喊常常掩饰着困惑,执着的追求往往相伴着犹疑……一向以“真人”著称的老舍被种种弄不清的“真象”“假象”错乱着。由是歧议重重,困难重重,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一个不该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课题。解读老舍五六十年代留下的各种文字,把握他那复杂的思想构成,我惊异地发现,那些文字背后站着的,竟不是一个老舍,而是若干老舍——由各种思想意识分别形成的老舍!从认识文学思想这个角度看,主要有:作为文化官员的意识形象;作为普通公民的意识形象;作为作家的意识形象;作为理论家的意识形象。这些“老舍”把老舍的思想意识分成四个组成部分或日子系统层次。它们相互矛盾又彼此渗透,各有侧重却又相互影响,其间的更迭交替构成了复杂而微妙的四重奏。 一 走近老舍意识世界,首先看到的是那个作为文化官员的老舍。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社会地位大提高。他头上顶着诸多的桂冠: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北京市政府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长期的或临时的,主事的或挂名的数十个头衔。按中国传统,既在其位,便司其事;既司其事,便明其理。既然顶戴着“花翎桂冠”,就要“扮演角色”,而思想感情,也就在扮演的过程中被角色异化。是为进入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着实荣光。他频频地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出席各种会议,发表各种演说,传达各种文件,撰写各种文章,此外,还有题词祝贺、参观访问、组织学习等等。这些兼职活动,不仅花费了他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时时左右着他的思想走向。他不仅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而且还要按照社会的需要去思考;不仅要从发展自我的角度思考,而且要从“角色”的角度思考;他不仅要接受或接触他自愿接受或接触的事物,而且还要接受或接触他不愿接受或接触的事物,甚至要接受和接触他厌烦或接受不了的事物:当他以某种身份发表演说或写文章时,当他以某种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某种场合或坐到主席台上时,他不仅要讲他自己想讲的,还要根据“角色”的需要讲他不想讲的,甚至是与他自己的思想相左的。于是,我们时或看到这样的事实: ——他未必有志致力于剧本创作,即使打定主意写作剧本,也未必认为《龙须沟》的方向是他创作的通衢大道,但当他因此而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时候,这些身份(角色)便主导了他的思想,因而他认定了《龙须沟》的“艺术冒险”,强调政治热情对创作热情的作用,进而强调创作热情对创作规律的胜利,表示“我还要努力学习写剧本”, 〔1〕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龙须沟》式的“艺术冒险”; ——他未必赞成“为目前的政治任务写作”的口号,但是,当这一口号被视为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时,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却又发表文章,提倡“赶任务”,强调“赶任务”的重要性,〔2〕而“赶任务”的重要性, 也就因此成为他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并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 ——他也许对大众文艺、民间文学有五分热情,六分兴趣,但既然是《说说唱唱》的主编、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副会长,就必须拿出十分的热情,十二分的努力,致力于这些艺术形式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不仅要研究它们的创作规律,而且还要强调它们的重要性,由是写出一篇篇讨论通俗文艺的文章,而通俗文艺中的许多问题,就趁势积淀在他的思想之中,成为他思想理论的构成因素之一。 这其中,固然有官样文章,应景文字,如他说的随便说说之类,但确实有不少内容渗下去,化作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角色越多,束缚就越多,自己的思考就越少,他便在沼泽地里陷得越深,他陷得越深,他的“自我”意识就越弱,由此造成非良性循环,以致被角色异化……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被“异化”。这一方面是因为,1956~1957年那次还没有放开就收缩的思想解放和反右斗争使他清醒,他开始变得复杂,开始与“角色”之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更重要的是,当他进入某种“角色”,在其支配下往深处陷的时候,其他意识形象也还在起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受其制约,老舍不可能在什么时候都虔诚地把各种桂冠都戴在头上,任其左右自己的思想。他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有时罩在脸上,成为荣格所说的为社会需要而必备的“假面”;或者拿在手里,作为一种应酬需要。这时,他的文章和报告中的思想指向已经与他的本意形成间离,很难将此作为他文学思想的构成对待。这些文字所塑造的老舍,已经从老舍的“自我”中分离出来了。 二 作为普通公民的老舍,位于老舍意识世界的第二个层面。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抗战初期他就曾有过突出的表现,几乎同化其他意识独自牵引着老舍走进普通公民的行列,后来才随着抗战的持续而弱化,隐潜下去。进入新中国以后,他又重新高昂起来,或率直地说,老舍首先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进入新社会,以普通公民的心态感受新生活。他亲眼看见,他所热爱的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他所同情的下层市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人民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社会主义新中国光辉灿烂,自己也沐浴在新社会的恩泽之中。作为公民,他总觉得自己欠缺些什么:既没有象工农兵以及其他作家那样,为推翻旧社会出过力,也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生产一斤铁,或一斤米,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什么贡献。对他这种把吃亏当成份内事,只求施舍而不求索取的人来说,其心理是难以平静和平衡的,他放弃或否定了自己优越的一切。他不以知识者自居,而以能为人民中的一员为荣。他矮下身子,走进普通公民的行列,悉心做普通公民,一切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当他以普通公民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时,是非优劣全颠倒过来: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狂妄的资本,知识分子的追求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知识分子的优越是接近人民的障碍,知识分子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影响进步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