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2年以来，我国的杂文创作在题材、主题，形式、技巧，数量、质量，创作队伍、创作园地等方面，都较1992年以前的两三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期。但在繁荣发展的背后，由于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甚至严重缺陷之处。 关键词 杂文 创作 成就 局限 综述 1992年以前的两三年间，由于主观的、客观的原因，我国的杂文创作进入了一个冬眠期，较之此前的几年，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作品质量，均有明显减少、退步。进入1992年以来，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为动力，杂文创作开始走出沉寂，得以复苏和重振，步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一 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的首要特征，是防“左”反“左”成为众多杂文作者的共识，防“左”反“左”成为许多杂文作品的共同主题。极左思潮是附着于我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左毒不除，社会难以进步，人民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和对这种现实的清醒认识，进入1992年以来，一批有思想、有良知的杂文作者，以笔为武器，对极左思潮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揭露与批判。针对极左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害尤烈的情况，杂文作者们特别对极左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危害、实质、根源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剖析、揭露。其中以舒展、严秀、牧惠、邵燕祥、冯英子、叶延滨、鄢烈山、章明等人的创作最富战斗力。 首先，杂文作者们就极左思潮的危害、实质等进行了剖析、揭露。严秀在《有些冷饭宜炒炒》[1]一文中，就1992 年以前两三年间甚嚣尘上的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和“反和平演变”的闹剧作了分析，指出其实质无非是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其结果，只能是丧失民心，破坏民主，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日垮台。它揭穿了极左思潮企图以专政手段阻挠改革开放、破坏思想解放的实质。丹晨的《原汁原汤》[2]一文，以发表在1991 年北京某权威文艺报纸头版头条的一篇文章，与文革期间的1966、1967年发表的几篇“两报一刊”社论相对照，指出其内容、推理、语言上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剖析、揭露极左思潮的危害、实质的同时，杂文作者们还就防“左”反“左”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防“左”反“左”的措施、办法等进行了认真、深入地思考、探索。老杂文家舒展在1989年后从“杂坛”上消失了一段时间，于1992年再度复出，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杂文作品，继承并发展了其杂文的一贯作风，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与极左思潮展开了斗争。在《闲话打招呼》、《你姓什么》、《闲侃狗性与其价值》、《真话假话祸福辨》等文章中，作者指出，多年来左毒不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极左分子整人不仅有乐趣、有利、有快感、有甜头、有实惠，而且可以像抽大烟一样——有瘾。据此，作者严正地告诫人们丝毫不能放松防“左”反“左”，警惕极左思潮死灰复燃：“我从来不相信浪漫主义诗的语言：这里永远是春天。大气候稍一萧瑟，（左公）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心里暗藏的杀机顿然生起。”[3] 邓伟志的《适当加大防“左”宣传力度》[4]一文， 根据大量事实——比如前两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比如直到1992年4 月还有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块文章问世，还有人要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反“左”文章扼杀在摇篮里——提出，“在当年，只希望舆论界、新闻界用当年发表反右文章的几分之一的篇幅来反‘左’”。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充分揭露极左思潮的危害和左公似的真实嘴脸，提高人们防“左”反“左”的自觉性。孟乾的《以法制“左”》[5]一文， 另辟蹊径，提出要保证“防‘左’反‘左’一百年不动摇”，就必须“用法律这个武器，对肆意以‘左’而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追究其个人责任”，唯有如此，那些随意诬陷打击同志、破坏经济建设的“左”公们才有可能偃旗息鼓。 1992年以来的杂文创作在思想上始终贯穿着防“左”反“左”这一鲜明主题，使得相当一部分杂文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充满了思想的力量，正义的光辉，极好地发挥了杂文的匕首、投抢的作用，对于人们清醒地认识极左思潮的实质，深入持久地开展防“左”斗争；对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 思想性、批判性的加强，是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的又一重要特征。 早在80年代初期，便有人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鲁迅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已经过时，甚至将鲁迅杂文指斥为“鲁货”。宣称要鲁迅杂文告别，以所谓“新基调”杂文取而代之。“新基调”杂文的特点，一言以蔽之，便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到了1992年以前的两三年间，又有不少人武断地坚持杂文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作正面宣传，不能搞批评曝光。其实，杂文所以称之为杂文，杂文之所以为读者所喜闻乐见，首先在于其战斗性，亦即其思想性、批判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评功摆好，阿谀拍马实在不是也不该是杂文的特质。过去我们需要鲁迅式的杂文，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既有思想性又有批判性的杂文。因为“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味和困苦，还有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还有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妨碍改革开放的蠹虫存在，那么，和鲁迅的匕首投枪式杂文以及同一性质的文学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6]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1992年以来的杂文创作中，这种认识越为相当多数杂文作者所认同并被贯彻于其杂文创作中。多数杂文作者本着一颗真诚可贵、忧国忧民的心灵，本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社会良知，本着一种“欲语唯真，非真不语”的坚持真理的勇气，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一扫前几年杂文创作中“左”味十足、上纲上线、隔靴搔痒、左右逢源、庸俗无聊、浅薄平庸的陋习、恶习，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特别是社会的阴暗角落、丑恶现象，坚持真理，明辨是非，敢讲真话。 冯英子的《炒鱿鱼传奇》[7]， 针对山西长治卫生学校教师因讲真话、批评校方而被校领导责令限期调离和有“中原第一大律师”之誉的窦柏林因主持公道而被有关部门收回律师证、勒令停职检查的事实，尖锐地提出：“共产党最讲究认真二字……而历来各种上头的讲话，也最是教大家说真话，做实事；可是现在，讲了几句真话，站在正义立场的人，都被炒掉了鱿鱼！莫非现在不许说真话或不主张正义了么？！”言辞虽然激烈，但却触及到了我们生活中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随意破坏实事求是作风、肄意践踏党纪国法的现实。熊达的《一条好新闻》[8]一文，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1992年11月19日头版同时刊载的一条题为《摊派猛于虎》，披露湖南一农妇不堪摊派重负跳塘自尽的新闻大加赞 赏，认为这是一条勇于揭露弊政、抨击邪恶、为负屈含冤的平民请命的好新闻。作者指出：“丑恶的现象必须揭露，害人的弊政必须废除，现在中国以开放改革、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就是要打开封闭，革除弊陋，安民、益民、富民。”针对现实生活中有人对暴露阴暗面的新闻持怀疑、否定态度的情况，作者进一步严正指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尚能容忍孔夫子、柳宗元揭露弊政，堂堂社会主义国家岂可不允许人民指责瑕疵！”可谓一语中的，切中时弊，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