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新月”诗派,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但前、后期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和差异。本文以徐志摩和陈梦家的诗歌创作为典型,分析了后期新月诗派形成的背景及其复杂的思想倾向:对后期新月派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崛起于20年代中期的“新月”诗派,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有影响的艺术流派。按活动时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新月诗派是指1927年以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1日创刊,同年6月 10日停刊。这是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每逢星期四出版的诗歌周刊,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主办。在“诗镌”上发表作品的还有朱湘、朱大柟、孙大雨、杨世恩、蹇先艾、王希仁等。《晨报诗镌》共刊行11期,除三四两期由闻一多负责编辑、第5辑由饶孟侃负责编辑之外,其余8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前期新月诗派的领袖人物是闻一多、徐志摩,他们的诗文占《诗镌》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以上。闻一多发表在1926年5月13 日《晨报诗镌》上的新诗论文《诗的格律》是闻一多早期建设新诗理论的总结,也是新月诗派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徐志摩1925年出版的诗集《志摩的诗》和后来发表在“诗镌”上的诗,“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对前期新月诗派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在闻一多和徐志摩的带动下,前期新月诗派的诗人们,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用自己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和繁荣。 后期新月诗派是前期新月诗派的继续与发展。1928年3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到1933年6月终刊, 共刊行43期,1931年1月20日新月诗人又在上海创办了《诗刊》(季刊),开始由徐志摩主编,后由邵洵美接编,新月书店发行。后期新月诗派的基本成员除前期新月诗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音等老诗人外,主要是以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以卞之琳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北方青年诗人群。这些青年诗人大部分是徐志摩的学生或晚辈,后期新月诗派可以说是以徐志摩为旗帜的。1931年9月,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选入了前后期新月诗派18位诗人的80首诗作,比较完整地显示出了新月诗派的阵容与成果。 新月诗派是从以胡适、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派生出来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密切关系,但从各个成员的具体情况看,从他们的诗歌所产生的各自不同的社会影响看,仍有不容抹煞的鲜明区别。“新月派”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投靠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集团,但新月诗派的诗人们公开附和“新月派”的政治主张的并不多,他们对革命运动、对革命文学有不满情绪,影响也并不大。前期新月诗派的诗人有着积极进步的思想倾向,特别是闻一多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战斗精神。他的人道主义与对现实人生的认真态度,使他敢于面对社会现实,写出《孤雁》、《死水》、《荒村》等深沉而执着的作品。他鼓吹过唯美主义的诗歌理论,然而他却从未公开敌视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徐志摩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对民主革命的期望,他抨击北洋军阀,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这时的诗歌作品“大部分是充满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1〕。前期新月诗派的不少成员,如刘梦苇、朱大柟、蹇先艾、杨世恩等,当时都是带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诗人。 新月诗派是一个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诗派,和那个时代这个阶级的态度相一致,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五卅”后对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反对的,所以他们在大革命初期附和革命,但当大革命高潮把工农群众动员起来之后,他们就惶惑害怕了。接着大革命失败,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大肆镇压人民革命,这个阶级转而附和这种镇压,鼓吹各阶级安守本分。因此,新月派的诗人们,也就在创作中高唱超脱,力图化解民众并使其安分守已。 与前期新月诗派相比,后期新月诗派的思想倾向较为复杂。闻一多在“九·一八”事变后有感于国运的衰颓以及民众的苦难,开始从《诗经》、《楚辞》和唐诗中探索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潜心于学术研究,已基本退出诗坛,后来就渐渐和新月派隔膜了。后期新月诗派的主将是徐志摩,其基本成员大都是他的学生。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资产阶级文人急剧右转,徐志摩《猛虎集》中的一些作品如《秋虫》、《西窗》等,表现出某些颓丧乃至反动的内容。陈梦家、方玮德等后起诗人的作品也流露出一种“逃走”情绪。 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序》,可以看作是新月诗派、特别是后期新月诗派的宣言书。《序》一再宣称“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我们也始终忠实于自己,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不做夸大的梦”,我们“只为着诗才写诗”,“我们写诗只为我们喜爱写”,只“因为有着不可忍受的激动,灵感的跳跃挑拨我们的心,原不计较这诗所给与人的究竟是什么”。这样,后期新月诗派的诗人就公开宣传了一个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完全对立的诗歌观:诗的本质是超功利的“纯粹”的自我表现,诗歌表现时代风云,传达人民呼声,都是“夸大的梦”。对于后期新月诗派诗人来说,所谓纯粹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实质上是对黑暗现实和内心矛盾的逃避,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推卸。〔2〕 后期新月诗派总的倾向是背离时代和人民的需求,到艺术之宫里去寻找避风港,编织个人的梦幻。这里,我们可以从它的盟主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变化,说明这一点。徐志摩声称:“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如果向我“要什么现成主义,那我是外行”〔3〕。 胡适在《追忆志摩》中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胡适的论断未必完全正确,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追求爱,追求美,信仰资产阶级自由,但是,他的思想一旦形成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的过程。梁实秋说:“徐志摩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他对胡适指出的“爱、自由、美”作了生动有趣的解释,他说:“志摩的单纯信仰,据我看,不是‘爱、自由、美’三个理想,而是“爱、自由、美”三个条件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理想,而这一个理想的实现便是对于一个美妇人的追求……志摩理想实际等于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志摩的单纯信仰,换个说法,即‘浪漫的爱’”〔4〕。梁实秋先生的解释很生动, 很率真,但却只看到了事物的表层。我认为,徐志摩驳杂的思想应当包纳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感伤颓废这样三个主要方面,现在结合他的诗歌作品,分别作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