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与非左翼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作家乃至流派研究的深入上，例如对沈从文、对以施蛰存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都已达到较高水平。目前的局限主要在于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学说与整个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从宏观上进行整体研究，即使也有些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不是有些简单就是相当片面。本文愿意就此进行系统考察，以就教于方案。 一 精神分析理论在二十年代被章士钊、周作人等介绍到中国以后，因其对性本能的发现，强调对本能宣泄与本能压抑的冲突中所暗示的对性问题、性道德的开放态度与“五四”时代反对封建传统道德、追求人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彻底解放的时代精神合拍，很快为几乎所有的中国重要作家所接受。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成仿吾，许杰等或著文介绍，或吸取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鲁迅较早接触了精神分析学说。一九二四年，鲁迅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译者《引言》中鲁迅分析了厨川白村的理论基础；“作者据伯柯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鲁迅肯定了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很深的厨川白村的理论。在创作中，一九二二年的《不周山》“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1〕“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2〕显然，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情欲通过创造人类文化而得到宣泄排谴升华说是持赞赏态度的。郭沫若在创作和批评中，曾经有意识地运用过精神分析理论，《残春》运用潜意识理论写了爱牟的梦境。《叶罗提之墓》更是用俄狄浦斯情结来分析小小的叶罗提对嫂子的爱和这爱的被压抑。他的《批评和梦》和《〈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以其精神分析观点来论述文艺渊源、创作与梦的关系，显示了作家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思考。郁达夫注重刻划“双重人格”的变态心理，《茫茫夜》、《过去》、《迷羊》等作品突出地表现“性的生活不能完完全全向正当方向发展，困顿在肉欲的苦闷之下而渴慕着纯正的爱情，”〔3〕许杰也接受了弗氏影响， 在小说集《〈火山口〉新序》里说：“在这一个小集子里面，其间有一贯情调的，便是关于被压抑的、变相的性欲的描写。因为在四五年以前——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变态的、被压抑的性的升华，下意识潜入意识国的白日之梦，便传染上了我的思想。”显而易见，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足印，然而，“五四”的先锋们并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化，中国文坛出现了新的进步思潮。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和传播，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革命现实主义便成为三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创作主潮。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二十年代热衷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作家都先后发生了转向。郭沫若立即把他的《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当作自己过去“青春时期的残骸”〔4〕将它们“收藏”进《塔》里， 以此同过去告别。在谈到赵南公时，甚至以调侃的态度议论了弗洛伊德主义。郁达夫也开始意识到细致地描写性欲不足取，在小说《过去》和《迟桂花》中，对于情欲净化的表现，反映了作家对其意识中灵与肉、美与丑、人性与兽性的美学评价的改变。许杰已经认识到，只有经济的行动，才是人类一切行动的中心行动，而且也只有依靠经济的原则，才可以观察及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因此，他觉得自己那一部分心理分析小说“违背了时代精神”。抱着与郭沫若同样心情，把它们“作为我的过去的思想的墓圹”〔5〕收进了小说集《火山口》。 鲁迅在肯定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同时，也批评了他的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泛性观：“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然而婴儿出生不久，不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6〕 左翼作家们抛弃了精神分析学说，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去，现代文坛因此就在宣传与口号、创作和斗争、沉着和浮嚣之中艰难地喘息着。然而，另外一批作家，他们既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对畸形都市病态的现象，农村破产后的绝境忧心忡忡，对现实社会丧失了信念；但他们又不愿投身革命，“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为，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政治的波动约束。”〔7〕随着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空前高涨， 这部分敏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交叉重叠的各种社会危机压迫下，对“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观念及其价值的信赖又发生了动摇。他们有感于文坛的“异常沉闷”〔8〕对左翼作家用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代替文艺创作方法，使得概念化、公式化小说充斥文坛极为不满。于是他们希望引进新兴的文学方法和技巧来丰富文学的表现能力，“丰富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9〕而无论从哲学基础还是艺术方法， 精神分析学说都是最适宜的。因此，被左翼作家们弃之不用的弗洛伊德主义被再次引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施蛰存、穆时英、沈从文、曹禺和徐訏是有代表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