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陆散文评论界有一种争议甚少的共识，那就是，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小说的繁荣胜过台港海外远甚，在文化背景的深厚和心理层次的丰富上，大陆作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论诗歌，这种差距就很难说。本来，在余光中、洛夫那里，中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积淀都相当厚重，远远胜过舒婷和北岛们。但北岛和舒婷们仍然在表现一代人于历史转折关头的迷惘、探索、失落和追求上，在新诗形式风格的嬗变上，在社会背景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洛夫和余光中等人所不及的地方。 至于说到散文，大陆作家就没有什么优势。除新近崛起的余秋雨，还有一些老一辈文坛宿将如杨绛、孙犁以外〔1〕，大陆的年青一代， 乃至中年一代的散文家很少能拿出在艺术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杰作。虽然九十年代，大陆散文一片繁荣景象，可是仍然有人怀疑，大陆散文至今仍然“没有摸着门儿”〔2〕。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索一下个中缘由。 1 大陆散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曾经和诗、小说经历了同样的危机，但是又不同于小说和诗。小说和诗虽然在三十年代以后就有依附狭隘社会功利价值的倾向，但作为艺术形式的许多特殊品格，并没有完全被忽略，至少在理论上，小说的性格范畴仍然得到尊重，而且这个范畴从三十年代起就分化为个性和共性的对立，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众说纷纭的热点。而诗的形式问题、节奏问题、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问题，即使在相当严酷的“大跃进”年代，仍然备受理论界关注，引起颇为热烈的争论。 然而，散文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属于它自身的范畴，它的形式规范也最不稳定，因而它对于狭隘的社会功利价值最缺乏抵抗力。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散文的特点就简单化到了只剩下了个“匕首和投枪”。自然，除此以外，还有个“形散而神不散”，其实这个道理本来并不太完全〔3〕， 但却被举国一致地奉为金科玉律，导致散文一度陷入统一模式，批量生产的困境。 海外散文家自然在理论上，也并没有提出多少散文形式规范的特殊范畴和观念体系，但是由于种种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缘由，他们的心态有幸免受台湾和大陆五六十年代那种森严狭隘社会功利观念的束缚。它处于权威的精神压力和行政力量的约束之外，因而能自由、自如、自然地表达作家的心态，形式宽松，成规不严，这固然不可避免产生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但心态的自由，的确有利审美情趣超越实用理性，有利自由创造形式。 海外以及香港散文家心态比较超脱、自由和独立，他们更为尊重散文文体的独立性，不依附杂文的社会功利，因而，在进入散文创作境界时，不易为外部事变所震动。他们把艺术的审视焦点放在更为微妙、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内心深处。他们更执著于生命本身的体验，不倦地勘探深层思绪无声无息地流泻与电光石火般地消隐而去的情感和趣味。成就最高的海外华人散文，集中在旅居加拿大、美国并往返于台港的一群，这些作家大抵来自台湾，即使在抒写他们热爱的乡愁母题时，对于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政治社会背景往往也是侧面淡淡带过，除了个别作家以外，他们好像惟恐强烈的外部事变会惊扰他们在散文中的乡愁之梦。 他们的散文和七十年代以后的台湾散文一样，最可贵的是审美的独立意识和情趣本身的自洽意识。是艺术的，就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价值来扩大它的光圈。正因为这样，梁实秋在《不亦快哉》中写道： 天近黎明，牌局甫散，匆匆登车回府。车进巷口距家门尚有三五十码之处，任司机狂按喇叭，其声呜呜然，一声比一声近，一声比一声急，门房里有人竖着耳朵等候这听惯了这喇叭声已久，于是在车刚刚开到之际，两扇黑漆大铁门呀然而开，然后又訇的一声关闭。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得街坊四邻矍然惊醒，翻个身再也不能入睡，只好瞪着大眼等待明天。轻而易举的执行了鸡司晨的职务，不亦快哉！〔4〕 这里本来是包含着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和不同社会阶层人们心态的矛盾的，如果梁实秋先生就此大发一通社会学的感慨，也亦自有其社会批评的价值，但梁先生所追求的，首先是散文的诙谐趣味和轻松的风格。“轻而易举的执行了鸡司晨的职务”，把搅入清梦的消极现实，反过来虚拟为积极的引起人美好联想的雄鸡啼鸣，不但不感到抱歉反而感到痛快！这种反语，对社会的讥嘲是轻微的，但是散文的幽默趣味却是浓烈的，独特的。如果单单着眼于社会批评，作家就可能失去散文的文体意识和幽默风格创造的追求。 散文作家特别需要心态的自由、自在、自然、自如，在随机的发挥中，有意无意的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中，进入创造的境界。这种心态用之于叙事，则不事过度形容；用之于议论，则不求逻辑如学术论文之严密。一切情趣皆在随缘而生，涉笔成趣，神聊、海侃皆成文章。 自然也有龙应台那样咄咄逼人的风格。逻辑层层逼近（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的确是文词犀利，雄辩异常，可圈可点之格言式句子不少。但是总的来说，它只能唤起读者对她智慧与理性的共鸣，却不能引起读者对情感和智趣的欣赏，龙应台的文章已到了论文的边界。 龙应台这种现象在台湾和香港是较少的，但在大陆有一段时间却相当普遍。五十年代中期一度有所兴盛的杂文（如马铁丁的），太多理性，不但淹没了情，而且淹没了趣，成为干巴巴的说教。 这从理论上来说有个理与趣的矛盾问题。理性要求客观全面，逻辑严密，排斥主观偏激，但理愈密则趣愈稀；反之，理不密，带上一点主观偏颇，甚至“偏见”，则易有趣。钱钟书先生在《一个偏见》中，甚至认为人除了造房子那样的科学活动，在发表意见时都带有“偏见”〔5〕。我要补充一句：惟其有偏，不四平八稳，才有趣味；但偏见， 亦需有智；如无智，如儿童一片天真，乃是情趣；有智而偏，乃为理趣。入选《古文观止》的王安石《书孟尝君传后》说，孟尝君不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耳。以齐国之强大，只要用对一个人才，统一中国不在话下！这从科学的理性来说是很幼稚的，在逻辑上是很疏漏的。统一中国之大业需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才等各方面政策在特殊历史机遇中之协同，光用对一个人才，绝对成不了大事，但是王安石的翻案文章说得很机智，又不全面，偏激、执著，所以有趣，这通常叫做“理趣”，其实应该是机智的趣味，叫做“智趣”更好。如果王安石更全面，更理性，冷静地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经验，像苏洵在《六国论》中，既分析了有利于自己论旨的事实，又分析了不利于自己论旨的材料，相当全面，一点也不偏激，很有理性，就会失去那个偏激论说的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