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失建华 料峭严寒使北国更显雄浑苍劲。凛冽的北风在窗外呼啸，而民族饭店十楼的会议室内，却不断传出热烈的掌声。在这里，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正济济一堂，就台湾文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台湾文学研讨会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开幕式上，全国台联会长张克辉到会；全国台联副会长、本刊社长杨国庆主持开幕式。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以及台湾文学访问团团长吕正惠先后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在致辞中说：“我国有光辉的文学传统。两岸根系于母体的文学，还有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作家，在不同的制度下，通过艰辛的努力创作出杰出的艺术成就，是我们值得引为自豪和深入研究的。”他预祝研讨会取得成功。 台湾文学访问团团长吕正惠先生在致辞中说：“这次两岸作家学者相聚，是一次文学界的盛会。”他说，他所率的访问团所研究的台湾文学科目，“代表着台湾文学研究的目前水平。而大陆在座的知名学者，也早知著述书目，此次见面，很感兴奋。” 自1月29日开幕，为期3天的台湾文学研讨会，在致辞后热烈展开。海峡两岸与会的30余名作家、学者，尽展掌上千秋史，胸中翰墨波，在论及的有关台湾文学的诸多问题上，舌笔如锋，驰骋逐鹿，令研讨会场的方寸之地上舒展开万里风云。 台湾文学的定位——各执一词 1月29日下午的第二场研讨会把一天的讨论推向高潮。 本场讨论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保生开场宣读《几本大陆版台湾文学史之比较研究》，此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学宣讲《定位台湾文学的三种方法》，接下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研究室主任杨匡汉宣示《母体研究及其他》，尾声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马相武宣读论文《关于台湾当前文艺思潮》——此4篇论文宣读声刚落， 请求辩论之手便纷纷举起。 台湾学者大多对徐学论文中的一个观点：“台湾文学只有置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中，才有价值和灵魂”，提出置疑。如台湾大学廖咸浩教授在即席发言中指出，这种提法在文学史上缺乏连贯性，因而有大大的争议。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说：“台湾在七十年代鼓吹现代主义时，大陆正强调现实主义。而到八十年代台湾反对现代主义时，大陆又开始了现实主义的落差。这就需要沟通。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的王晓波教授指出，徐学有关台湾文学的定位问题，又是地域的定位的问题，其主要是政治认同的问题。争论也是定义的分歧。其实台湾的本土作家，一直在坚持本土化文学。即使在日据时期，也一直在反对所谓的“皇民化文学”。台湾文学的传统，不只是新文学的传统，它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传统。陈映真在发言中说，对台湾文学的争论， 应当回到台湾政治经济的历史现实中去。否则，概念对概念的论战无意义。 大陆学者杨匡汉在《飞鸟犹知恋故林》的主题发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在对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对其呈现的“中国情结”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但同时，一般人着意的，往往是停留在“血浓于水”之类的情感与文词上，而忽略对其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形及其在台湾的本土新质的探讨。这种“原形”与“新质”的关联，在文学层面上，若以知识命题论之，即是文学母题及其变奏，很值得我们作一番思索。在通过一番滔滔宏论后，杨先生总结道：“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母题，作为一种总体意绪和有延展色泽的视野，同样存活于、流传于台湾地区的当代文学作品中。这是一种与中国人生存命题相关的思情追求。”“台湾今日文坛‘短、小、轻、薄’已呈流弊，严肃作家们也在检讨与反思如何提升文学的气魄和品位。那么，通过对文学母题的探讨，也表示我对海峡彼岸的同行的一份敬意和深深的期许。” 研究台湾文学的方法——异口同声：改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陆士清在《台湾小说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指出：首先“要准确地把握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台湾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关系，将台湾文学放在整体格局中加以描述”；第二，“仍然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来认识台湾文学和台湾小说”。第三，“要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坐标”。“对大陆当代文学，对台湾文学或台湾小说，我们都应放到真善美的天平上加以审视，以评判它的思想艺术的优劣”。第四，研究台湾文学，“要将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深入相结合。在今天，深入可能更为重要”。最后，大陆学者还强调了学风的重要。 王保生在《几部台湾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中，介绍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者备尝艰辛，出版了多部有卓见、有功力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著述，并对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着重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学史及历史科学的角度进行评价”。 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在就台湾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演讲中说：“论及台湾文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出于摸索的触及阶段。”“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洋为中用问题。一些以新潮研究方法自诩的论文并未做到洋为中用”，而是拾人牙慧，硬往台湾文学上贴；“另方面，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差，“一些论文以大框架、大背景标榜，却忽略了与台湾文学实践相结合，从概念到概念”，结果无真正的学术价值。此后，他提出了“在肯定以往成果的基础再出发”的4条“内容”：（1）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增强研究的深度；（2）制定宏观规划， 推出具有权威性的史论著作；（3）加强交流，沟通信息；（4）倡导无私奉献和严谨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