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西作家显示出的文学精神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看，我着重谈“三个半作家”，三个作家是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半个作家是杨争光（半个作家的含义指正在发展的未完成的作家）。陈忠实是客观型作家，其《白鹿原》与柳青的《创业史》相比，有两个着眼点的改变，即从政治的眼光到历史的眼光，从社会理想到人格理想的转变。有三点贡献：一是对中国农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丰富而深入的展示与描绘；二是对在向现代社会迈进过程中正在瓦解的中国旧式农民的深刻把握和精到描写；三是在对中国农民的形象描写中，揭示了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其准确性与深刻性达到了一个文学高峰。路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人生》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深刻命题——一个有新的志向并有才华的青年与现实环境难以调和的巨大冲突，路遥在揭示出这个巨大冲突之后，心理是十分矛盾的。《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展开，试图缓解和调和这种冲突，给矛盾的人生寻求一个出路。在展开的过程中，路遥对普通人、对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热切关注和对苦难、对人性的诗意描绘，达到了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度。但路遥对人和现实的巨大冲突的调和，却不太令人满意。贾平凹是个主观型作家，他对当代文学最有贡献的作品是《浮躁》和《废都》。《浮躁》的现实主义客观展示写法与贾平凹的主观型气质实际上是冲突的，艺术上有别扭的地方，但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普遍社会心理——浮躁；《废都》集中显示了贾平凹的性格、才气和审美趣味，《浮躁》偏重于社会心理，而《废都》表现出的颓废和痛苦情绪更多的属于个人，对此可以理解，但在价值指向上无法认同。贾平凹在创作中有时表现出价值观念的迷乱或迷失。不是说一个作家一定要给人类提出一个人人认同的理想，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追寻。追寻是向前的、向上的，没有追寻就只有游走，只会下沉。《废都》多的是对无价值的追逐，而缺少的是对有价值的追寻。《废都》散点透视的写法，与贾平凹的精神状况是一致的，没有凝聚的东西，没有精神的支撑，必然是散化的。杨争光是一个艺术潜力和艺术才能还未完全展露出来的正在完成过程中的作家，他的艺术观念与前述作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代表了另一代作家的新的审美观念的崛起。如果说上一代作家更多着眼于社会历史，那么杨争光更注重写人性，回到人的生命本身，社会历史背景是淡化的。他的几个重要作品，如《赌徒》写的是人性的执著与痴迷，《棺材铺》写人的自私，损人利己的自私性，《老旦是一棵树》写人性中的仇恨，无缘无故的仇恨。杨争光对人性的挖掘有一定的深度，但他的作品中缺乏一种精神的指向性。他把价值评判悬搁在一边，有一种虚无的色彩。他的作品缺少诗性，诗性是作家主体看待人、看这世界的一种人道主义情怀，闪射着理想的光芒，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有一种人性的深层的温暖，杨争光的作品缺少这个，因而显得冰冷，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物化的，冷而硬如物质一般。 从总体上看，陕西文学还存在着三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一、文学精神与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构问题。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对构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定的文学精神汇入时代精神，构成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实质内核。陕西文学从总体上看表现出的是一种怀旧型文化，对现代文明比较陌生，由于陌生甚至产生一种拒斥和恐惧，多少给人一种游离于现代文明进程之外的感觉，这一点削减了陕西文学时代精神的强度。二、作家主体的作用问题。陕西相当多的作家来自农村，生活型的作家多，他们强调深入生活，尊重生活，从生活到艺术，但过分执著于这一点，对作家的主体的作用重视不够。一个作家除了生活之外，还要重视知识结构的健全、艺术修养的提高和精神视野的开阔。与生活型作家强调作品的生活厚度不同，知识分子作家更关心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更重视思考的深入和艺术的探索。知识结构不健全和艺术修养不够，艺术上就缺乏新的探索和更高品位的追求，有时就会流于生活表象层面，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粗鄙化的东西。从陕西的小说创作看，艺术上多有探索的作品不多，深入描写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深入挖掘人的深层心理的作品不多，对存在有形而上思考的作品不多，而内容粗鄙、文字粗鄙的东西则不少。第三、文学作品的精神指向性问题。这不仅是陕西文学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困惑的时代，社会急剧转变，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理想的消失，信仰的失落，人们在困惑中，感觉前面的路是迷惘的，能看清的只是来时的路。所以，无论是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还是先锋作家，不约而同地回头看，把目光投向历史，写旧时代的风情和人情，而对未来缺乏明晰的精神展望。信仰是向上的，理想是向前的，理想和信仰迷失之后，精神的滑落和后退就在所难免。并不是说，一个作家一定要给人类指出一个人人认同的理想的归宿，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精神上的寻求和指向。只要寻求就意味着精神是向前的，精神是指向未来的，就不会仅仅是颓废和堕落。作家不仅要描写现实中有的，还要提供现实中无的。伟大的作家是镜子，同时又是灯，要揭示，还要指示，要照亮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