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话说：“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1〕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 鲁迅虽然早已离世，但是，作为民族的一代文化伟人，他的思想，他的学说，他的精神给后世的影响则愈来愈大。尽管从时间的关联上来说，鲁迅与当代文艺思潮没有任何的联系，然而，从思想、精神、意识观念的关联上来说，鲁迅与当代文艺思潮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纵观鲁迅对当代文艺思潮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联系的焦点，这就是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的层面上，鲁迅与当代文艺思潮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1 面对近代中国社会遭受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外来入侵的双重压迫境况，鲁迅在执着于现实和历史的严峻思考中，首先发现了“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2〕的事实， 并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以“吃人”的形象论断，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特征。鲁迅由此而作出了他的选择：以“立人”为理想目标，追求以人的解放，尤其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为核心的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不遗余力地关心人的命运和生存境况，寻找人的异化根源和整个民族与人类的出路。因此，居于鲁迅意识之中的，不是外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动，而是人是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鲁迅的这种思想意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艺思想，使他的全部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总是围绕着“立人”——对人的发现、追求人的解放这个主题思路而展开，即鲁迅自己反复强调的：“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 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发现人，追求人的解放，鲁迅发现了文学的独特作用。他指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4〕在鲁迅看来，文学作为发现人，塑造人的灵魂的重要手段，在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使命中，担负着独特而崇高的任务。它能够以生动的形象、激越的情感、深邃的哲理去面对落后僵化的民族文化心理，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使昏睡的人们觉醒和觉悟起来，成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依据这样的思路，鲁迅在文学创作中，着重的不是表现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人民所受的政治经济的压迫与剥削，而是精神的毒害；不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痛苦与病态。鲁迅选择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那些受迫害最深的一组人物——那就是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来进行描绘，着重反映出他们的精神疾苦和心理异化现象，揭露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生。譬如，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只仅仅用一些简单的交待来说明下层贫民物质生活的贫困，而重点是展示他们精神上被奴役的过程。像小说《药》，就仅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而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精神上的愚昧；《故乡》里，最震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在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所显示出来的精神麻木。对于妇女形象的刻画，鲁迅也是沿着这个主题思路来进行展示的。由于在“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中，妇女作为“悲惨的弱者”，精神上受迫害也最为严重。《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她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重要的是她精神上感到的孤独和空虚；《祝福》的深刻性也是如此，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精神上的恐惧；《离婚》里的爱姑，虽然如此坚强泼辣，但鲁迅却冷静地透视爱姑的灵魂，发现她灵魂深处的弱点，说明她精神上被奴役的程度，丝毫不比其他的人低。即便是在读书人——知识分子身上，鲁迅也同样是着重揭示他们精神的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始终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磨消沉中无辜销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成了真正的“孤独者”、“失败者”（《孤独者》）。就连在“五四”高潮时期曾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后也因失去理想目标，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结果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怀着悲哀的心情回到旧家庭（《伤逝》）。由此可见，鲁迅有关人的发现，追求人的解放的文艺思想，正是“五四”文学所倡导的“人的文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代表“五四”文学的最高成就。 鲁迅的这种文艺思想，无疑对当代文艺思潮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里，所指的当代文艺思潮主要是指新时期（1976年以后）以来的文艺思潮。不难发现，自“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通过对“人”发现，即开始向着普通人的血泪真情，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的出发点回归，而开始自身发展的历程的。新时期文学的早期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方之的《内奸》等，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地把对人的发现，以苦难唤醒人民，控诉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作为创作的重心。《班主任》通过对两个被迫害的孩子，尤其是对谢惠敏式的精神麻木，思想和灵魂都僵化的典型刻画，把笔触直接伸进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发现了极左路线对人的精神摧残。《伤痕》则选择中国人最讲究的血缘关系，在“文革”中被政治的极左思潮无情地扭曲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心灵深处的创伤。《内奸》通过对视为“内奸”的田玉堂那种爱国精神的剖析，写出他决不卖友求荣的性格特征，写他谐谑中的不失正直，讲良心、讲义气人格精神，也是将文学创作的视点对准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现人的存在价值，探求民族精神的实际内涵。 有趣的是，新时期文学在起步阶段，通过对人的发现，探索人被奴役的精神根源、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是选择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这三个重要的形象来进行典型刻画。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形象——李顺大和陈奂生，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式的人物再现。 李顺大的天性似乎就是逆来顺受，连他自己发出的自责，也充满受传统观念制约的因素，在性格上，心理上表现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特征。他四十年建不起房子，其实是他四十年一直未能摆脱精神上魔魇的结果。陈奂生似乎更是“阿Q”的翻版。他沉默得近乎木然，感情内向， 而分到粮食后的热泪潸然，上城“卖油绳”的怡然自足，对沙发枕巾的忿然报复，住招待所交钱后的“优胜”心理，想到县委书记的青睐后的自高自大，都活生生地表现了一个“站惯了而不敢落座”的“奴隶”形象，一个以“暂时做稳了”的“奴隶”为最高心愿的农民典型。从这种对农民性格形象的描绘当中，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是以鲁迅当年对中国农民的认识与表现为起点，而开始对人的发现，探索人的精神疾苦的思想进程的。在对中国妇女形象的描绘上，新时期文学对中国妇女身上因袭的重担与悲惨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张弦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喜剧人物，即使在最幸运的人身上，也未能“挣脱”命运的“红丝线”，未能减轻所特有的传统枷锁的沉重感。张洁的女性系列小说，侧重表现知识女性更高层次的精神饥渴，暗示出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上即便是可以与男人一样平等，而未必在精神人格上获得独立与真正的平等，并向人们揭示，民族心理的惰性还会深深地压迫每一个敏感而自尊的女性。此外，作为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新时期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探索人的精神疾苦，还表现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文化心理气质的重新发现和深入挖掘上。不论是被称为“归来的一代”（代表人物有王蒙、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等），还是被称为“思考的一代”（代表人物是知青作家等），以及后来出现的“新生代作家”（如洪峰、苏童、余华、陈染等），都是以深入自我的方式，来解剖人的灵魂，并显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的人格理想作为最后的精神屏障，挖掘蛰伏在他们深层心理中“兼济”与“独善”、“不屈”与“不移”的儒家文化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