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林语堂作为一个文化大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容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念也是这样，研究者较少注意这个问题。而对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念进行探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林语堂的思想、创作，而且有助于更好地审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还可以使我们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象鲁迅、巴金、曹禺等人时，有新的眼光和新的见解。林语堂自始至终注意探讨“家庭问题”，这既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论及家庭问题的散论上，又表现在他以家庭为主要描绘对象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上。不仅如此，林语堂还认识到“家庭”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他说：“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这个制度支配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形态”〔1〕，他还认为，“文化上的其他一切成就便仅仅变成一种工具，以创造更好的夫妻父母为最后的目的”〔2〕。可见， 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是他文化观的基础甚或根本，要探究他的文化观不能不先从其家庭观入手。另外，林语堂如同中国现代许多作家象鲁迅等一样，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劣质进行批判，从而审视中国文化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一是批判家庭至上观念，倡导人的个性、尊严、价值，也呼求爱国主义精神的永存。林语堂说，“中国人始终觉得一个人比国家更伟大，更重要，可是他并不比家庭更伟大，更重要，因为他离开了家庭便没有真实的存在”〔3〕。林语堂还在《京华烟云》中塑造了以国家、 民族利益为重克服家庭、个人至上观念的人物形象。二是否定家庭专制制度，对家庭专制文化泯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林语堂有着一份清醒，他说，“在以父母为中心的独裁家庭中，这种制度使年轻人失去事业心、胆量与独创精神。……这是家庭制度在中国人性格上最具灾难性的影响”〔4〕。 三是批判旧的婚姻与寡妇道德。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借木兰表达了他这种观念，“木兰觉得曼娘是冥冥之中一个巨大力量之下的牺牲品，是受欺骗玩弄。那个冥冥中的力量是什么，她不知道”〔5〕。显然， 这个力量就是封建的婚姻和寡妇道德。林语堂还对家庭中的缠足习俗给以无情的抨击，说它是一种“邪恶怪诞的习俗”〔6〕。 林语堂不象辜鸿铭等人那样对中国旧家庭文化津津乐道，他同鲁迅等作家一道，在新文化气息的吹拂下，嗅到了传统中国家庭文化的腐糜，并对其不合理部分给予否认，无疑，这对中国旧家庭文化的更新、完善有着相当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念更有意义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批判旧的家庭文化劣质时，对其优质部分重新进行审视。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决绝批判传统家庭文化的同时，林语堂却有着自己独到的思索：传统家庭文化有许多优秀成分应该留存，这是建设中国现代家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母亲：根的意义 母亲是中国文学中的永恒母题。“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对传统家庭文化劣质的批判使得“母亲”形象呈现这样一种倾向：母亲主要不是慈容善目的爱的象征，而是被封建文化毒害的一个符号或载体，她本身也成为子辈悲剧的根源。综而观之，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的家庭文学中，母亲有的是具有残酷、无情特性，有的是具有变态、愚昧、麻木等特性：一类是恶母，象曹禺《原野》中的焦母，《北京人》中的曾思懿，象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二类是虽不失其母爱的美好，有着贤慧母亲的美德，但深受旧家庭文化异化，成为子辈悲剧的重要根源，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巴金《寒夜》中的汪母。作家们着意从封建家庭文化异化“母亲”这一角度批判封建家庭文化的残酷、无情与可怕，从而启迪国人觉醒。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鲁迅等作家不注重描绘“母亲”的正面意义，即展示作为人类根本的“母亲”那伟大而永恒的母爱光辉，即使涉及也是附带性描绘。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鲁迅们的价值意义，因为作家有自己的侧重点，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倾向性，指出一种遗憾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林语堂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母亲形象异化描述所留下的空白地带，亦即从母亲形象正面着眼来思考家庭文化的内容。 林语堂曾断言：“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所谓对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7〕。 显然，林语堂的看法与鲁迅们出入很大，或许林语堂未能象鲁迅们那样策略而深刻地发现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本质特征，但自有其意义，就是说，中国妇女尤其作为家庭中的母亲角色并不象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普遍描述的那样成为父亲的附庸，在许多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母亲的地位很高，这也是一种历史真实。与此有关的是母亲角色并不是均受旧的家庭文化劣质污染的，有的则仍保有其母亲的纯然本色。林语堂正是从这个角度思考母亲伟大的一面；正是母亲使得中国的许多家庭温馨、和谐、美好，也从而使得家庭成员得以健康成长。 首先，林语堂吁求母亲的母性本能，反对现代人对其人为的毁异。在林语堂看来，生育对“母亲”来说，与动物一样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种自然本能，也是母亲所独有的，这是对的。无论时代如何更迭，人类的自然出生必将是从母体中孕育、生长、成熟、分娩，并在母亲的哺育下成长。所以，林语堂说：“大自然赋给女人的母性本能是太强烈，人造的文化是不能轻易加以破坏的”〔8〕。 “当一种哲学脱离了大自然的观念，忽视了这种代表女人的主要特质和生存中心意义的母性本能，而想使女人快活的时候，这种哲学是走上迷路了。”〔9〕因此， 林语堂极力反对独身和不育，认为这是有违自然，违反母性本能的。其结果不仅失去母性本能而且会失去女性特征，会成为女性病理的根源。这是很有见地的，对现代社会独身和不育所带来的后遗症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另外，林语堂还认为夫妻间要以母性为主，为本，而以妻性尤其以女性的色本性为其次，决不能因为妻性而泯灭了母性。他认为：“好色的本能对于丰富的性命确有相当的贡献，可是这种本能也会用得过度，因而妨害女人自己。”“在艺术电影和戏剧中不断的性欲刺激下，好色的本能颇有征服家庭本能的危险。”〔10〕在这里，林语堂的观点还是很辩证的，它击中了现代文化对人和家庭的异化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林语堂也赞美母性的自然本能，《京华烟云》中的木兰、莫愁在怀孕、生产中不仅十分愉快、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更为成熟、美妙。一个女性假若不结婚、不生育，而采取独身、不育的姿式，那她很难真正地成熟与完美。在中国现代乃至整个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象林语堂这样从生物学角度考察母亲的母性本能，并将之视为母亲的根本，人类的根本，这对抵御现代文化对母亲的异化是相当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