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以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为背景，对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演化路向、观念构成、思想特征及其内在矛盾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梳理与阐发，并予以简要的评析。 关键词 林语堂 中西文化比较 文化选择 方法论 An Analysis of Lin Yutang's Comparative Concept on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Zhou Ke Abstract This paper sets the collisions and conflicts of2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its background,andoffer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and elucidation to thedevelopement,concept formation,idealogical features and its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Lin Yutang's comparative concept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with a brief analysis. Key words Lin Yutang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culture cultural selection methodoigy 像许许多多专注于中西文化关系比较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一生好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诩的林语堂对这个萦绕于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百年课题，自始至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探究热情。他曾不无幽默感地说：“我最喜欢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腾：我想到有一宗开心的事，即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和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房间之内，而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我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的家中而看着他们相似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这样发掘一中一西之元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较，其兴味之浓不亚于方城之戏——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么牌。”〔1〕此话虽然说得有几分诙谐俏皮，但至少对林语堂自己来说是真实的。的确，他不仅对中国和西方所具有的互有异同的文化精神作过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他还不避低俗在中国与西方人的性格情趣、饮食服饰、起居游玩等等各异其趣却又彼此可以互通的方面大作文章。他甚至身体力行，将东西方文化中的这些生活智慧集于一身，创造了一种半中半西、不中不西而又既中且西的人生哲学和行为处世方式。因此，他的整个世界观、社会伦理观、文学观等等，也无不因为贯穿着中西文化关系的这一主题而呈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双重智慧。笔者感到，深入考察一下林语堂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具体观点及其内在理路，对于进一步认识林语堂思想的基本特质将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 尽管林语堂由于家庭影响和早期生活经历方面的原因，很早就与西方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林语堂之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比较探讨，却有着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自鸦片战争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使得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面前深怀忧患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无论是最初的“师夷制夷”之策，还是后来的“中西调和”之论，无论是颇为保守的“中体西用”说，还是偏激的“全盘西化”观，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探讨，到了本世纪20年代，由于社会多方面矛盾的激化，遂酿成了一场波及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中西文化大论战。正是在这样一个“无人不论文化，无人不谈中西”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林语堂开始了他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探讨，而最初引起他关注的，便是如何在对中西文化精神作广泛比较的基础上，去彻底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林语堂曾说：“我很久要找一个字来代表中国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来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观念压死思想的人使他们归成一类，而千思苦求不能得，终于没有法子想，只得暂收它搁在脑后。”〔2〕但是到了1924年， 当林语堂从欧洲回到北京之时，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很快吸引了他，并为他深入剖析民族文化精神和思考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价值支点。在《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中，林语堂在提倡“精神复兴”的名目下，开始讨论怎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及至所著《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林语堂便正式提出了他的以中西文化关系比较为基点的“爽爽快快谈欧化”的主张。林语堂认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既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民族的败类，又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而“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大重所致”，“欲一拨此颓废不振之气，欲对此下对症之针砭，则予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3〕。当然，林语堂也清楚地看到， 要讲“欧化”，光“爽爽快快”地空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必须对中国与西方文化各自所具有的特点以及与这一文化特点密切相关的国民性之高下优劣作出通盘的比较和权衡，这样，所谓国民精神之“欧化”才能成为可能。 在林语堂看来，中西国民性因其文化上的固有特质不同而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之于中国人之国民性，则表现为精神之“颓废不振”，性格之“昏愦卑怯”。如其所概括的：“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4〕此种民性的形成， 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5〕。 而另一方面则更是文化环境发展变化的结果。林语堂并不认为国民性之弱点为吾民族与生俱来的固有之物，而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其中林语堂最看重中国的家族制度和缺乏法制），“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6〕。而与此相反， 西方民族的文化所造就的国民精神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经过比较，林语堂发现：“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攮，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顾后”。“忍辱负重，他人不如我，睚眦必报，我不如人，得过且过是我们祖传的涵养，励精图治是东洋人和西洋人的作风。”〔7〕此类比较在林语堂那个时期的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尽管他用以描述中西国民性的词汇多有不同，但在其经由这种中西国民性之比较所建构起来的“中劣西优”的认识模式中，其主张“欧化”的态度却是一以贯之且显而易见的。所以，在经过一番中西国民性的对比之后，林语堂说：“这动的人生观与静的人生观，在中西之交流接触，在政治上或人上，未免使人感觉，似乎我们少了一种动力，而容易陷于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态度。中国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种奋发勇往迈进的生命力。”〔8〕而这种“奋发勇往迈进的生命力”的缺乏，使得中国人丧失了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品格，因而根本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生存方式，所以，在林语堂看来，改造国民性，表面上是引进西方的思想，以彼之“动”制我之“静”，而实质上却是用先进的西方文化来改造落后的中国文化，使远远落后于时代且缺乏“现代”品格的国民精神能够蜕旧出新，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样，随着“中/西”之争一变而为“古/今”、“落后/先进”之争， “欧化”之等同于“现代化”的这层潜在含义也就显露无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