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唐代格律诗产生以前，诗歌作品都是相对格律体（近体）而言的古体诗。唐代以降，古体诗创作不曾断流，直至新文学冲垮文言文的一统天下，新诗登上诗坛。古体诗、格律诗相对新诗统称“旧诗”。旧诗的格律，实为格律诗的“声律”。古体诗并无“格律”可言，却不能没有声律，这就是古体诗的“自然声律”。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诗歌的自然声律之存在，几乎与诗歌的产生共源头。没有自然声律，也就无所谓“诗歌”。新诗打破格律，实际上是向自然声律的回归。中国新诗形式，自“五四”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五彩缤纷，或“绝端的自由”，或“创造新格律”，难免各执一端。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似乎可以一切割断。然而，一旦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却不难发现从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将会有所继承与发扬，且展望到中国新诗形式的必然前景。本文从诗歌发展史、诗歌理论、诗歌批评角度，对诗歌的自然声律作一番综合考察，并力图从总体上研究中国新诗形式问题，探讨其民族化的发展前景。 一 先秦“诗三百”和屈骚，乃中国古诗苑里的典范，它们均无后世律体诗的格律束缚，音韵天成。此类音韵天成的诗歌作品，绵延不断，历史悠久。格律体形成之前，中国诗歌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南朝梁代钟嵘《诗品》评论的五言诗人“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他们的诗歌作品，就连“永明体”的倡导者沈约，也说是“音韵天成”（见《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则云：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钟嵘诗论提倡诗歌的自然美（“自然英旨”），反对“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诗论“自然美”的要点之一，即诗歌的“自然声律”。历来讲到《诗品》，大多以钟嵘“何取于声律耶”之质疑，责备钟嵘反对诗歌创作的“声律说”，而中国诗歌史上格律诗的卓著成就，似乎更说明钟嵘之谬误。其实，关于钟嵘诗论中的“自然声律”说，必须辨明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诗歌史上“声律说”形成的历程与钟嵘诗论背景之关系；二是钟嵘诗论有关“自然声律”之真谛问题。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谢朓、 王融等人把宫商四声运用在诗歌创作上，每一首五言诗“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陆厥传》）。此一时期，诗歌声律说的主要内容，实为沈约等人提倡的“四声八病”说。所谓“四声八病”，即把四声和双声迭韵运用到五言诗创作上，人为规定“诗病有八”，亦即“声病说”。八种“声病”的具体内容，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和南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均有收载。这时的所谓“永明体”五言诗，谈不上是“格律诗”；钟嵘撰作《诗品》的齐梁时代，平仄的说法尚未出现，更说不上解决平仄调配问题。沈约等人提倡的“四声八病”说，连梁武帝萧衍都“不遵用”（见《南史·沈约传》记载），可见所谓“永明体”在齐梁时尚未被广为采用。创作一首诗，其平仄调配问题，直到唐代才解决、定型，这就是格律诗的产生。平仄作为一种严格的规则固定下来，是从格律诗开始的。古体诗的平仄是自由的，并无任何规定；唐代以降即使受格律诗的影响，平仄有了一些讲究，纯粹的古体诗仍然不受平仄调配“规则”的束缚。齐梁时，既然尚无“格律诗”，怎么会有格律诗的“声律”可言呢？细考有关史料，更不难发见此时的“声律”之说，尚未从传统的乐律理论中完全脱颖而出。拙著《诗品辨读》（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此作出说明辨释，兹不赘述。钟嵘“何取于声律耶”之质疑，实为反对在宫商乐律的纠缠中创作诗歌；他认为“酷裁八病”的“声病说”，更是诗歌创作上的人为枷锁。因此，他才说：现在的诗既然不配乐器入乐，又何必在五音乐律方面取舍呢？北齐李季节《音韵决疑·序》说：“平上去入，出行里闾，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合。”沈约《答甄公论》说：“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以上均见《文镜秘府论》引文）“律吕”，指乐律而言。沈约把“乐声和矣”的“五声”跟“四声”相提并抡，把宫商乐律移用来解说“声、韵、调”。这时的“声律说”尚未从传统的宫商乐律中脱颖而出（直到清代，“声律”尚用来指乐律，如陈澧《声律通考》10卷，就是一部音乐论著，主要论述燕乐调以及一般乐律问题）。不了解六朝“宫商”之说纷纭状况，则无法准确掌握此一时期“声律说”的确切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