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试图重新阐释沈从文创作的意义。文章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下，考察了沈从文创作“怀乡”的文化渊源及其艺术实践，并在20世纪世界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对沈从文重建“精神家园”的文化选择作出了价值判断。 〔关键词〕 沈从文创作 文化怀乡 精神家园 一 文学批评的历史表明，“方法”并不仅仅是一个“手段”问题，它同时含有“观念”的意义，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确立，一种批评视界的设定，和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与原则的择取。不同批评方法的择定，必然显出不同的批评视界，并将因此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景观。以文学一文化批评的方法阐释“怀乡”这一中外文学的传统的、重要的母题，我们一定会有许多饶有兴味的发现。 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于明言、藤蔓胶结、撕扯不断的精神纠葛。怀乡，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曾敷演了多少慷慨悲壮、甜蜜忧伤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诗章。不必去说奥德修斯（《奥德赛》）十年历险，诸般诱惑（即使如令人忘却故乡的迷莲）也难阻归乡行程的坚执与痴迷；也不必说郝思嘉（《飘》）痛感距故乡红泥太远，坎坷困顿中每每思返故乡，其灵魂自语“我要回到我的家乡”时的那种甜蜜与痛楚，是怎样的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唏嘘。仅是在中国，就有多少世代传唱的动人诗章。屈原仆悲马怀，难舍旧乡远逝，成千古绝唱；李白对月怅然，勾起乡愁万种。春夜闻笛，顿起故园之情，唱为世代传诵的华章；杜甫闻官军收复其“田园所在”之洛阳，涕泪横流，宣泄成其生平“第一快诗”……对于“乡村”的眷顾，对于“故土”的怀恋，对于“土地”的亲和，乡思，乡愁，乡情，乡恋，成为一代又一代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家不倦诗情之源泉。 作为“乡土中国”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作家们，十分自然地将自己的诗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了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的乡村和土地。浓烈的怀乡、思乡情愫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作家的创作中，依然被大量地抒写着，吟唱着。虽然，海德格尔说过：“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然而因为时代的变化，表现在中国古代与现代作家创作中的乡思、乡愁，明显地具有了不同的内涵，被赋予了新的特质。大略说来，在古代作家那里，多是一种羁旅的怅惘，返乡的渴望，一种对于故园乡土的依恋与热爱，一种长久漂泊后的精神依托与慰藉。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对于乡土的怀恋与歌吟虽也不乏上述意蕴，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精神还乡”；“乡土”在这里已成为漂泊的现代都市灵魂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代偿物。 历史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之后），乡土中国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步伐日益加快，一批批自我放逐的知识青年反叛了故乡封闭的凝滞的生活方式，从闭塞偏远的乡镇走入开放繁盛的现代都会。迈步之初，他们就踏上了一条现代“漂泊”之途。“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精神上的“梁上君子”，滞留于都市的“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其间的反差与冲突，使得他们“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渴望“返乡”，却又事实上不曾返乡，于是，他们只有在创作的“白日梦”中精神还乡，去营构自己心理上的乡土，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这种创作特性，在沈从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了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沈从文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对立感。他同城市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1922年，当沈从文受着五四运动的冲击，为着追求知识、追求光明来到北平，一下子便与这都市接上了极不协调的关系。他感到了陌生。他为“乡下人实在太少”而“感觉异常孤独”〔1〕。但他丝毫没有卑怯与自惭。 他坦然申明：“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2〕 究竟城市中的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在情感上如此疏离城市而近乡村？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城市中人”误解时说过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这一问题。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一个现代社会”，一个畸形发展的现代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藉此我们找到了沈从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却失落了自己“栖居之地”，偏去作精神的漫游并寻找最后归宿的答案。 沈从文生活创作其时（20、30、40年代）的中国都市（尤其如北平这样的古都），几乎无一不表现出那种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深入骨髓处仍是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张惶失措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被商业文化污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从而呈现出了一种类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讥讽的“乡村化的时髦”，一种独特的20世纪东方都市文化景观。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既不曾悟得西方文化的个中精义，却独对其中的酒绿灯红，纸醉金迷，浮淫繁盛倍感兴趣。人们失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率真，执著，坦诚，放达。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在卑怯、苟且、龌龊、庸懦中消解，少了乡村人的几分素朴和宽厚，少了乡村人的几分洒脱与雄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