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作家刘震云，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虽然他年纪尚轻（1958年生），成名时间不长，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向读者推出了《塔铺》、《新兵连》、《单位》、《官场》、《官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新闻》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两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仅从篇目来看，数量已经不少，更难得的是这些小说质量很高，具有一种特殊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上述小说几乎每推出一篇，就赢得文坛内外一阵长时间的喝彩。 评论家陈晓明谈到刘震云时指出：“刘震云是属于那种对生活有特殊切入点，并且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权力意识”与“反讽意味”——对刘震云小说的一种理解》），这种评论十分中肯。笔者认为，他的小说深得契诃夫、鲁迅之壶奥：指斥现实毫不留情，针砭时弊尖锐深刻，洞察人生细致入微，叙述描写客观冷峻。在当代文坛一片写情、写性、写“下海”、写出国的喧闹中，他却执着于“文学是人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本相、生存状态，希望由此探寻到民族命运演进、传统文化内涵、华夏历史变迁的真谛。这种对人学、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现实主义的回归。这一点，在刘震云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刘震云看来，“50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笔者虽不完全赞同刘震云的这一看法，但也认为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以理想为基础，以歌赞为主调，是一种很不充分、带有某种病态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也就不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活、反映人生。作为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作家，刘震云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对当代社会的时弊、病灶举起了犀利的“手术刀”。 拆卸封建气息的“官场”构建，剖析当代色彩的“官人”灵魂，是刘震云小说中现实主义色彩最浓的一部分内容。他的已发表的作品无一不涉及这一点。在《新兵连》里，作者对“四人帮”时期的某军军长——外表道貌岸然平易近人、背后在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的糟老头，以及在士兵眼里威严无比，在军长面前诚惶诚恐形貌猥琐的师长，毫不经意地点了一笔。仅此一笔，就使人们看到了神圣光环笼罩下的污垢。在此后发表的小说如《头人》、《官场》、《单位》、《一地鸡毛》、《官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新闻》里，这种“不经意”渐成自觉意识，简笔勾勒，点到辄止渐变为浓墨重彩，点透方休。《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写村长、大队书记（虽然无论古今，这些人物都还够不上国家委任的“官”的级别）；《单位》、《一地鸡毛》写处长、科长；《官场》写县长（级）、专员们；《新闻》写了市长、市委书记；《官人》写国家部委的10来个局长（在《官场》、《官人》中，又似“不经意”地点了一位省委书记、一些部长，并且为此在文学之外与某省打了一场文字官司，刘震云为此作了检查才过关）。上述小说组成了一部“官场系列小说”，“官人”中几乎包容了当代社会各个级别的行政官员。如此大规模全景式地展示各级行政官员（小到普通办事员，上至省、部级领导），毫不留情地拉开“官场”厚厚的帷幕，揭开“官人”头上神圣的面纱，在当代新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在作者笔下，“官场”既是名利场，也是格斗场。贪婪、卑劣、阴险、狡诈、虚伪、猥琐……种种丑恶都能从官场信手拈来。 中篇小说《官场》所揭示的，是当代选拔任用干部的人事制度的无法避免的弊病。正如民谣中传唱的：“关系最重要，德才作参考”，在官场上，有关系比没关系要好，关系深比关系浅要好。8个县委书记，面临一个副专员的位子，谁上谁不上？大家为此一连两个晚上没睡好觉。到知道春宫县委书记金全礼与新调来的省委书记有“关系”时，大家对金被提升思想也就通了。其实二人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不过当年他俩在同一级别时（不同省区的县委副书记），一道去昔阳县参观大寨，同住同行过10天。当年是萍水相逢，今天算来，也不过是一面之交。然而关键时刻，10天的“关系”便派上了大用场。 如果没有“关系”，大家都处在同一起点上，那就得各施拳脚，大动干戈了。在《头人》里，申村的农民为争夺村长的位子，真刀真枪、明争暗斗了几十个春秋；在《单位》里，副处长为一个正处长，处长们为一个副局长的位子，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官场》里的8 位县委书记为一个副专员位子，闹得“眼圈都有些发黑”，一连两夜失眠。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不参与任何一派的老张，平白捡了一个副局长；窝囊半生、穷愁潦倒的老何，从不奢望当官，却糊里糊涂里地当上了副处长（见《单位》）；当年安排学大寨参观团食宿的服务员，决没想到他的随意划拨竟是提拔一位副专员的关键……变了味、走了样的“考察”、“选拔”、“民意测验”，在刘震云笔下已是纤毫毕现。 走运当了官，最好再往上“拱”一点。万一不行，至少也要保住屁股下的位子，无论如何不能丢官。在中篇小说《官人》里，作者描绘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官大战”。面临领导班子调整， 即将丢官失权的8位正副局长，惊慌失措，为了不被调整下去，来了一场名符其实的“窝里斗”。你打我的小报告，我整你的黑材料，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拉帮结派，四处活动关系，目的都只有一个——保住局长副局位子。然而事与愿违，他们谁也没能逃脱更大权力的愚弄，8 位局长窝里斗的结果，却让部长亲信老曲（原是部长秘书、办公厅副主任）坐享了渔翁之利。 “官人”为什么要求官、争官、护官、保官？决不是为了当“公仆”，“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那一份炙手的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无法计算的实际利益。虽然这一点作者没有明说（也许是不便说），但从那“犹抱琵琶半遮面”、闪烁其辞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当了“头人”（村长），办公事便有白面烙饼，甚至可以“吃小公鸡”，“吃小公兔”，“吃瓜果桃李”。不算“官人”的村长尚有此殊遇，名符其实的“官人”更不用说。《官场》中的8位县委书记，有4个“在各自的县城建独院，修洋房”（见《官场》）。当了处长有三室一厅，当了副局长有四室一厅，出差坐软卧，出门有专车，最廉洁的每月都可喝“6瓶‘五粮液’”。虽然6瓶“五粮液”的价钱已大大超过了副局长的工资，这酒也就有点不明不白，但他们却普遍认为：“喝几瓶‘五粮液’算什么？；总比搞6个姑娘好吧！什么廉洁？这就是最廉洁的了。 ”（见《官人》）。当官即有权，权与力、权与利是从来不可分的，难怪“官场”中人作官有瘾，视权如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