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仅在四川，乃至在全国范围内，邓贤都算得上非常活跃的实力派文学家。1994年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炎黄杯”人民文学大奖上，邓贤的两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和《中国知青梦》同时榜上有名。在所有获奖作家中，只有他和王蒙才享有一人两部的殊荣，这足以表明邓贤在文坛的份量。 今年年初，邓贤又推出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日落东方》。该长篇全景式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 写得气魄恢宏而又警策动人，该长篇在《当代》发表后，年内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邓贤用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样，邓贤和他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日落东方》鲜亮地跃入我们的评论视野。 一、历史还原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经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一度辉煌的结构主义之后，发生了“一个普遍的回归”，〔1〕“新历史主义”、 “女性主义”、“少数话语”等文学批评方法按当年韦勒克等的划分应属文学的外部研究，但它们在90年代被重新证明为不可替代。在1989年美国学者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中，原解构主义大家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和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2〕考察作家的世界观、文学观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批评原则， 更何况，邓贤是作为长篇纪实文学家而屹立于文坛的。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不同的作家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历史在不同的作家手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从宏观上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些比较传统的作家坚持真实的历史观，多从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政策观点和历史路子出发，然后用具体生动的人物、情节和语言加以填充和丰富。其中有些作家在摆脱先验理性、融入血肉情感之后写下了优秀的作品。而另外的一些作品则有机械图解的印迹。另外一类是非常激进的先锋小说。刘震云的《温存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以及余华的一些小说基本上属于纯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型文本。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发展的连续性消失殆尽，历史在这里被解构得面目全非。 第三类历史小说与前面两种倾向针锋相对，采取的是一种修正的态度。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和我们现在评论的邓贤就是此中的代表。他们的历史文学明显表现出一种“历史还原”的取向。所谓“历史还原”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现象还原”，即通过摈弃既往历史的谬误和非真实，还历史以本来的客观的面目。其次是“观念的还原”，即通过对偏狭政策、民族的超越，上升到一个更高更深厚更有现实感的人类精神的思想高度，重新评价历史，重新审视人性。“历史还原”的这两个方面是邓贤一系列长篇纪实文学的基本历史意识。 首先，“历史还原”表现为“现象还原”，即对历史真实事件的还原，具体而言就是要剔除既往历史的偏见、谬误等不真实。邓贤最早在《大国之魂》中就透露了他对历史的看法。该书第三部第八章“松山大血战”第5节中，邓贤作为叙述人跳出了对滇缅远征军战事的叙述。 他在评论解放后对老兵的歧视时写道：“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对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我想这也是历史，一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进化史。”（P268）可见，邓贤的纪实文学创作实际上正是要完成这样一种“历史”，一种纠偏的“认识进化史”。此后，邓贤又在《中国知青梦》中重申了自己对既往历史的态度。在该作品的尾声“断碣残碑”一章第3 节中，他指出：“我完全无意在这里对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我的同龄人对待历史的种种态度评头论足。我只想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P365）可见，“还原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是邓贤对历史的基本态度。历史当然有一些偏见和谬误，但历史是真实的，客观的，邓贤的创作正是要发掘、再现这种真实性。 其次，“历史还原”更是一种“观念还原”。“现象还原”使历史达到了客观现象的真实，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这种历史，是从过去我们已经习惯的某种政治、民族的高度，还是将这种观念还原成一种更高远更深厚的人类精神的思想高度，邓贤采取的是后者。邓贤主要从两个方面完成了他的“观念还原”。其一是他超越了某种狭隘的政治观和民族观，讴歌了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和平的正义斗争。作者在《大国之魂》的题记中写得很清楚：“也许你们将被历史遗忘/ 但你们创造的业绩永存。”这“业绩”不是别的，正是全世界人民维护和平、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其二是对政治的残酷和人性的阴暗的反思。对二者的怀疑主义态度是邓贤“观念还原”达到的最高思想深度。对人性固有的阴暗面的警惕特别表现在邓贤对日本民族复杂性格和心理的思考上。邓贤高度赞赏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和牺牲精神，但同时剖析了他们缺乏个体反思能力的愚忠和狂妄。在《大国之魂》对日军慰安妇的专章描写中，邓贤同情其不幸，但同时也揭示出日本人残忍、冷酷、非人性反人性甚至完全兽性的一面。 当然，我们同时注意到邓贤的某些拟“新历史主义”的特点。这里面原因很复杂，也许由于太多史料的虚假，也许过多哲思的迷惘，或者由于近年“新历史主义”的气势汹汹。“元叙述”的采用，使邓贤可以主动揭穿历史叙述的虚伪，但同时也戳伤了自己的历史还原，这一点我们下面将详细论述。而他的某些具体表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在近作《日落东方》的第七章第4节， 邓贤在采访上海文史馆馆员邹老先生时问道：“……您讲的那些历史故事，当然很生动，很感人，……，可是我们怎样来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难道当时有什么人在场作证？”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就象死去的人们早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陈旧的报刊和书籍，历史性不过是文本性的代名词。正如美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的：“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3〕邓贤当然有权怀疑他所面对的文本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文学虚构，而这多少反映了邓贤长篇纪实文学的拟“新历史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