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建国前创作了大量的散文，结集出版的有：《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生之忏悔》、《忆》、《点滴》、《控诉》、《短简》、《梦与醉》、《旅途通讯》、《感想》、《黑土》、《无题》、《龙·虎·狗》、《旅途杂记》、《怀念》、《静夜的悲剧》，此外，还有他为译介的画集《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曙光》里每幅画写的题词，以及建国后结集出版的《序跋集》〔1〕中的一部分，约有21种。 这个数字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是相当惊人的。 日本的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里指出，在著名的散文随笔作家的随笔小品里都有着一个“思索体验的世界”的。在我们看来，巴金建国前的散文创作就是一个广阔深邃、多姿多彩的“思索体验的世界”。这里，我们无意于对巴金建国前散文创作作纵向考察，只想从巴金散文创作中的“情”和“理”的辩证关系，巴金散文创作和梦思，巴金散文创作中近似的同类意象和意念的反复这几个侧面来论述问题。 一 人们公认巴金有一颗崇高、博大、真诚、 热烈的“燃烧的心”。 1931年巴金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的故事》，他非常敬佩其中的人民英雄丹柯。1956年巴金以《燃烧的心——我从高尔基的短篇中所得到的》为题，纪念高尔基逝世20周年。他以敬仰之情评论高尔基的短篇：“他的人物喜欢发议论，可是他本人并不说教，他让你感染到他强烈的爱和恨，他让你看见血淋淋的现实生活，最后用他人格的力量逼着你思考，逼着你正视现实。他就像他的《草原的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巴金自己也是这样。他用“把心交给读者”来概括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认识巴金这颗“燃烧的心”，是理解包括散文在内的巴金一切创作的关键。 先哲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这是千古不易的名言。因此，巴金那颗“燃烧的心”，不仅像“雪下的火山”那样，沸腾着激情的岩浆，也迸射着他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文学创作，以及生命价值的探索的“哲学思考”〔2〕火花。如果巴金的散文只是单纯激情的宣泄和倾吐， 而缺少激情的诗意升华和“形而上”的哲思的灌注，那么这样的散文固然也有其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毕竟缺少作家的思想生命和人格力量构成的坚实深至的哲思内核；如果我们只是从“唯情论”观点出发来欣赏巴金的散文，只是注重作家的激情抒发，而不过细品味隐含其中的“形而上”哲思，则无疑是舍本求末了。1940年巴金在为他所评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而写的《前记》里指出，克氏该书“的确是一本热情的书。但是单用‘热情的’这个形容词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这是一本理性的书。”因此，他称《面包与自由》是一首“真理的诗”。我们并不认为巴金散文就是“真理的诗”，但是说巴金的散文包含着“热情”和“理性”这既矛盾又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那是符合实际的；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全面的、深入的、符合作家创作本体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如同鲁迅一样，也是一位始终都在紧张探索的作家。他探索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探索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探索青春和生命的价值，他的种种探索又无不同无情的自我解剖结合在一起，他经常“自己探索自己的心”。 1934年元旦，巴金在《新年试笔》里反复谈到他的探索：“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无终结的。”“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忠实地生活在这黑暗混乱的时代里。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由于这种种探索，巴金的心灵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种种矛盾和冲突像网一样把巴金罩住了。巴金把他这种由于探索而陷入矛盾和痛苦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命运称之为“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 这里巴金自述他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特别值得注意。从一个备受外国列强欺凌，愚昧、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独立、自由、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新中国，这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过渡时代”。要完成这一历史“过渡”，需要中华民族的各种政治派别、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一切志士仁人从事千辛万苦、艰苦卓绝的探索。就文学界而论，鲁迅和巴金等人就是这一“过渡时代”艰苦卓绝的探索者的典型。巴金的小说和散文就是他作为“过渡时代”的热情敏感多思的探索者灵魂的文学表现，就是他的激情和理性的形象结晶。 巴金从未掩饰过他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法国、俄车的卢梭、马拉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他以它们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南。它们给了巴金同这些封建旧势力，以及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新军阀进行斗争的信念、力量和勇气。关于巴金同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人们谈论的够多了，至于巴金散文创作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卢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等人们则相对注意不够。巴金在1926年编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1934年写过历史小说《马拉的最后》、《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1939年创作了散文《卢骚与罗伯斯庇尔》、《马拉、歌代与亚当·鲁克斯》，1947年写了《静夜的悲剧》的散文。足见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素材和“历史的教训”一直牵动巴金的心。巴金的这些创作显然同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关。无须多说，巴金的这种探索，既洋溢着激情，又有着深刻的理性，表现为两者的辩证统一。巴金在散文里以充满激情的笔调来写法国大革命前后几个代表人物的悲剧命运，其中凝聚着他对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历史的教训”的总结。巴金称卢骚是“近代思想之父”，“十八世纪世界的良心”，“我的鼓舞的源泉”，称罗伯斯庇尔是卢骚的学生，他钦佩罗氏的雄伟崇高人格，但又批评他的严重失误，巴金称马拉是卢骚学生，“人民的朋友”，“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赞扬马拉献身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殉道者人格，深挚同情他的被杀，至于哥代和鲁克斯，他们虽然自称是卢骚的学生，但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哥代刺死“人民之友”马拉干了亲痛仇快的蠢事，鲁克斯愚蠢地为哥代殉情，是个十足的糊涂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