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932年，巴金发表了最令人读之沉痛的中篇小说《砂丁》以后，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的作品“忧郁”太多、太重，希望他更多地去写“光明”。巴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也进一步申明自己的创作态度与意图：他并不是害怕反动政府的迫害而不敢把追求光明的呼声叫得更响亮，而是特地要“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面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产生么？”〔1〕在这里正表明了巴金创作的审美追求和整体审美特征：悲剧美。他的主要作品，其中心情节几乎都是悲剧故事，他创造的悲剧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长廊，“悲郁偾张”之气回荡在他解放前的大部分小说之中〔2〕， 构成了特有的风格。因此，法国学者O·白礼哀在40 年代就说过：巴金的“拿手文章是悲哀”，他“是人类苦难的歌人”〔3〕。为此， 有的学者也称巴金为“运用小说体裁书写悲剧的大师。”〔4〕 一 把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中 悲剧创造的基础，应该是社会悲剧的大量存在和作家的悲剧意识、悲剧情绪的体验。巴金在谈到自己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时，总是强调当时强烈的悲哀或悲愤情绪，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可以说，他是旧世界人生悲剧和悲剧情绪的深刻体验者。 巴金的悲剧情绪首先来自觉醒的意识和旧现实的反差。鲁迅曾把旧中国比作一座黑暗、牢固的铁屋子，沉睡在这铁屋子里的人即使快要闷死了，也不会自以为苦的。然而一旦醒转了又不能打破这铁屋子，那就会感受到被压迫、窒息的巨大痛苦和悲哀。巴金是“五四”的产儿，民主思想的觉醒，美好社会理想的树立，人类之爱的哲学，使他更反观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现实的悲惨。在大家族19年的生活中，目睹了多少活泼的少男少女的血泪；走出夔门后的漂泊生涯中，人民大众的苦难每日每时在他面前重演；留学法国，又亲自接触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悲剧人生。觉醒、理想和愿为理想社会而献身的精神，使他同情人民，热爱人民，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分子，和人民共同感受被压迫者的痛苦，因而也使他对悲惨人生的体验更为敏感、激越。他在《光明·序》中描述这种体验说： “每夜，每夜，一切都静寂了，人间的悲剧也都终局了，我还拿着笔在纸上写黑字……这时候在我的眼前出现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在我的眼前变成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 他甚至在深夜的梦境里，也为人类的悲哭而惊醒，幻觉中“耳边响着一片哭声”。此时他自己也“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底痛苦而哭”〔5〕。他认为，受压迫、受剥削、受摧残的人们， “他们都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发出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巴金自觉地“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从而激发了“一种永远不能够熄灭的热情”〔6〕， 即用悲剧代人民申诉这种共同悲哀的创作热情。 其次，追求光明的强烈要求和在现实中的失望。巴金接受“安那其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之后，以一种天真的幻想，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很快就会到来。然而当他投入这种运动不久，现实就很快证明了这种学说的无力，使巴金感到深深的失望。破灭了的幻想仍如碎锦一样五彩缤纷，吸引着他执著地、顽强地前行、探寻，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理论（如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建立政党和武装斗争等），又使巴金疏离当时革命的主流，找不到现实的道路。奋斗而又无路可走，这构成了巴金在30年代深刻的内心矛盾，使他不断地斗争、挣扎、痛苦。这种求索的艰难，既使他感到人生的悲苦，也体验着锲而不舍地跋涉的悲壮。这和对社会苦难的体味一起，构成了他悲剧的审美追求的基础。 巴金所受中外文学作品的影响，也强化了他的悲剧意识。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启迪了他、使他第一次找到了“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终身事业”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剧本《夜未央》，这是俄国“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7〕。由此开始， 他所一度热衷的西方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的作品，多数都是类似的“英雄”悲剧。后来他又多方面地接受了俄国民主主义作家的影响，其中如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是巴金最为喜欢的，然而也多是令人震撼的大悲剧。所以巴金在流着眼泪读了《复活》这部长篇小说后，曾说：“生活本身就是悲剧”〔8〕。 对他创作《激流》有很大启示的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这部系列小说，也就是一个悲剧的系列。在巴金成长的20年代前期、中期，也正是中国文坛悲剧占着优势的时候。因为“五四”一代觉醒者，曾怀着热烈的感情，美好的向往，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寻求改造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然而在“五四”落潮后，他们的大部分也正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他们面对深固的反动势力，既失望于“个性主义”武器的脆弱，又茫然于新的道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哀成为当时的“时代病”。鲁迅的《彷徨》、《野草》，创造社作家的“自叙传小说”等等，都是那时的代表。成长于这种文坛气氛中的巴金，在试笔的习作中，便显示出了倾向于悲剧的追求。他早年的新诗抒写的是被虐待者、被侮辱者、被压迫者的哭声和泪痕，悲悯的是在黑暗中躺在污泥地上昏睡的麻木不觉醒的人们。在大革命的年代，巴金也同当时许多人一起，刚刚为中国的希望而欢欣鼓舞，却又由于“四·一二”的枪声，很快跌入感伤的深谷。在巴金正式开始创作小说之时，茅盾的《蚀》三部曲、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蒋光慈的《野祭》，柔石的《二月》等悲剧性作品，正风行于青年之中。这对于正要执笔探索的巴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无形中的感召、框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