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林徽因、凌淑华和汪曾祺各以其创作成就体现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林徽因：蒙太奇和片断叙事艺术；凌淑华：具有讽刺意义的模仿；汪曾祺：“散”的美学。他（她）们共同体现了20—30年代时期的京派作家的现代性特征。 关键词 林徽因 凌淑华 汪曾祺 京派作家 现代性 一、林徽因：蒙太奇和片断叙事艺术 1924年，当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来华访问时，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林徽因和著名诗人徐志摩任翻译。她还在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Chitra）中饰演主角，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为此，她赢得了“中国第一才女”的美称。1924年林赴美国宾州大学学习。由于当时宾州大学建筑系明文规定不收女生，她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主要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跟耶鲁大学的G.P.帕克教授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对西方艺术和建筑的学习研究，使她对中国传统建筑更感兴趣。她跟丈夫、中国建筑史学家梁思成一道，不惜余生从事建筑研究。此外，她还写过诗、小说和一部未完成的剧本，还在以丈夫名字出版的用英汉两种语言写成的建筑学著作中起了主要作用。为了搜寻古代建筑遗迹，她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直到她1955年患肺病去逝。 林徽因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有三个方面引人注目，这对我们理解她在1934年《学文》月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在九十九度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象废名（FeiMing）一样， 林对中国传统的兴趣是由她对西方传统的了解所激发的〔2〕；其次， 她是受过完备的英汉语言和英汉文化熏陶的为数不多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第三，作为作家和建筑史学家，她受性别的限制称她为“才女”，实际上是把她归到男性文学圈子之外了。这是传统地把妇女归为一个特殊的范畴的一贯作法。在梁思成的书中只字未提她的作用，这就说明了她所做的一切都从属于丈夫。如果说前面两个方面与她的小说结构有关的话，那么第三个方面具体化为她的小说的主题。 传统与现代都集中表现在这篇小说指（《在九十九度中》）的结构之中。这部小说有9部分，包含了大约14个情节片断。其中， 林徽因讲述了在北平（北京）一个格外炎热的一天4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这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情节引出了一大群人物以及他们的忧虑，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似乎随意地行动。例如，第2 部分是以挑夫渴望喝到冰凉的酸梅汤结束，而第3部分以拉车夫的口渴开始： “怪天热多赏点吧。”又一个抿了抿干燥的口唇，想到了方才 胡同的酸梅汤摊子，嘴里觉着渴。 就是这嘴里渴得难受，杨三把卢二爷拉到东安市场西门口，心 想方才在那个“喜什么堂”门前，明明看到王康坐在洋车脚踏上睡 午觉。王康上月底欠了杨三十四吊钱，到现在仍不肯还，只顾躲着 他。〔3〕在这两个人物——挑夫和拉车夫之间，除了都感到口渴外，没有任何联系。他们互不相识，在故事进程中也不会遇到一起。炎热夏天口渴的主题在这里起了过渡串线的作用。林徽因在小说中用了好几种技巧来组织过渡，例如，不相关人物位置上的接近；主题的相关；人物心理的联系。但有时候也从一个片断跳到另一个片断，不做任何过渡。象用照相机捕捉变化着的人生场面，用蒙太奇手法把他们一一展现出来。林徽因以流动的方式向前推进她的叙事，没有任何解释说明。她采用电影语言别具匠心地捕捉人物形象： 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由他左侧冲过去。快镜头似的一瞥鲜艳 的颜色，脚与腿，腰与痛，侧脸，眼和头发，全映进老卢的眼里。 〔4〕在第4部分，3个人物在咖啡馆消磨时光，这同样类似电影中的镜头，在中间插入了一对夫妇吃冰淇凌的情节，这似乎是一段不相关的描述。这段描述所起的作用就象照相机在捕捉一个画面，一种活动，而不是让主要人物创造一种人为的气氛，目的是为主要人物的活动提供铺垫和烘托。 正如照相机转换不同的角度以便摄入事物的前景和背景一样，林也从不同的视角来对一个事件进行多重描述，以便揭示其各个侧面。王康和杨三这两个人物之间的争吵，被作为第3部分的主要事件加以刻划， 而到了第5部分，刘太太看到警察用白绳子捆着他们， 并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这次他们被当作两个鲁莽的下等人，随后在第8部分， 他们的争吵变成当地小报上的一条新闻。那位没有姓名的挑夫生病、死去，也同样一度成为叙述焦点，而在小说的其他部分则一带而过。整个小说的叙事角度极为自由地旋转，小说因此而被切割成许多小的片断。 从另一方面看，叙事的不联贯使人想到传统的叙事方式，即事件通常是同时并存的，形成一个大型的“混合体”和“网状结构”，而不是直线性的因果结构。这与中国人的世界观相符合，即宇宙不是由外部力量创造的，而是“自摄、自生、自动”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所有成分在一个协调、有序的整体中相互作用。中国叙事美学的连贯性表现在若断若续的“间隔关联”上，而不是在严密的结构体系上。因为中国叙事艺术偏爱许多小故事或叙事片断的“混合交织”或“相互呼应”的效果〔5〕。既然人们不关心叙事的连续性，那么情节肯定要松散了。 叙事视点也就趋向流动而不是固定的了。人们可以在清朝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中发现所有这些传统的情节叙述特点。但是，看上去很传统的东西，在林徽因的作品中成了很现代化的东西。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在观察中国建筑时也发现这一现象。他注意到“在古代中国和特别现代化的建筑艺术之间有一种本质的相似〔7〕。 林徽因的创作也展现出传统美学原理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协调一致，遂使她的作品具有了显著的中国现代主义特色。难怪京派批评家李健吾在1935年评论说，林的这篇小说“最富现代性”〔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