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活力，在于它不断地进行反思与更新。七十年代末，如果不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反思与更新，就不可能抛弃“工具论”，后来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也就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八十年代初如果不对小说观念进行反思与更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汪曾祺的“新笔记体小说”就仍有可能被传统的“故事体小说”逐出山门；如果在八十年代中期没有那一场“文体革命”，恐怕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先锋派青年作家也就难在今天的文坛立足了。 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新主张还不时亮相于报章杂志，但为什么其活力、辐射力、对读者的覆盖面日见收缩呢？这一方面同社会大环境的转型、公众精神选择的多元化有关；同时，应该指出，它也是文学趋向“圈内化”、将“纯文学”简单等同于“文人文学”的必然结果。 现在看来，如果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更新仅仅局限在文学自身的圈子内进行，变成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所进行的“时装表演”，而不同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产生良好的互动交流，那么这种封闭或半封闭型的“自我更新”其作用力与持久力就相当有限。 《上海文学》推出的“新市民小说”，并不是想再倡导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方法，究其本意是想为文学寻求一种新的“生长点”。这种新的“生长点”并不是存在于作家的学识、才干与私性生活经验的回忆之中，而是存在于作家主体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对应关系之中。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逐步进入了冷战后的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人们开始批判僵硬的冷战思维，中国以自己的姿态迈入了市场经济轨道。以往在国人头脑中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一些老问题逐渐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化解了，而一些陌生的新问题，诸如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开发与破坏、物的占有与物的挤压、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欲望的升华与泛滥等等正迫切地摆在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面前。 倡导“新市民小说”，就其背景而言就是希望作家从前一个时段的种种政治的、文化的情结中伸出手来，抚摸当下的现实，对结束了僵硬的意识形态对峙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对逐步市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与运作有新的感应与认知，使文学对于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有新的关怀。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类“生长点”推到文学创作的前台来，纯文学当有望不再作茧自缚，广大读者将会欣赏它破茧而飞的姿采。 释名 什么是“新市民小说”？你们是否以“新市民”之名提倡写“小市民”？是否想让个体户、炒股者、大款大腕、“金丝雀”、白领成为文学的主角？你们同有些刊物标示的“新都市小说”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些同志的疑问。 如果理解了“新市民小说”出台的背景，就能明白我们所说的“新市民”，实际上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启动后，由于社会结构改变，社会运作机制改型，而或先或后改换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那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涵盖面不仅仅局限在“都市”，而且辐射到我国广大的农村与乡镇。所以，写“新市民”不限于写“都市生活”。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农村改革先行，所以从现象序列上观察，那些乡镇企业家、打工者、个体户、个别重新择业的科技人员与青年知识者往往领风气之先，最早投入“新市民”的行列。在已经问世的“新市民”作品中，这类人物形象的确占有比较大的比例。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的弄潮儿将是我国国有资产的管理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他们才是唱好经济改制、社会转型这台大戏的主角，因而也是我们所说的“新市民”的主体。对这个“主体”，我们目前的“新市民小说”把握得还很不够。 把握得不够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作家“深入生活”问题，还有对象自身本质属性的展开需要一个过程。 我国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和基石便是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其中的干部与职工最为典型地呈现出被安排、被规定、被分配、被照顾的生存状态。由于未受市场经济风雨的洗礼，他们对于职业自由选择、资金投向自主决定、人才自由流动、机会公平竞争、自己推销自己、风险自我承担等属于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非常陌生的，因而他们的“市民性”发育得并不充分。有部电影叫《都市里的村庄》，形象地说明，在市场功能萎缩的城市中，城市公民与农民的生存质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相比，其实并无太大差别；在社会转型期，他们甚至肩负更为沉重的历史负担，步伐也更为艰难。 对于城市工薪族在旧体制将去未去时的种种生存困惑，文学是作过关注的，这就是以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烦恼人生》、《单位》、《一地鸡毛》，我们光从这些作品的名字，就似乎能听到一种苦涩的喟叹。有些兄弟刊物将这一流派的作家也归入“新都市”。其实，他们擅长于描写的是一些在旧的体制格局下苦撑与苦斗的“弱者”。弱者无奈的喟叹虽然也表达了对另一种新的社会机制的企盼，但在叹息与企盼的那一刻却还没有走出旧的生存方式。所以在我们看来，新写实主义流派所写的城市平民“过日子”同“新市民小说”在历史时段与历史内涵上还不是一回事。 在像我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要从理论上概括出今天深化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市民”同以前计划体制下兢兢业业然而多少有点拘谨“火烛小心”的市民、甚至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在十里洋场中生活的“小市民”究竟有什么区别，这应该是社会学家的责任。然而，文学作为敏锐的社会器官，它应该能够感应到今天的上海人：从厂长经理到普通工人、从国家公务员到离退休干部、从专家教授博士生大学生到随处可见的民营老板，他们在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吃惯了“被分配”的大锅饭的城市公民，今天正在学会走向市场竞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主题词是：自己设计自己、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改变自己、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证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