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通常划归文学范畴,成为文学的一个代表。多数人认为,故事与历史的首要差异体现为虚构与真实。许多历史记述和故事相似,它们同样具备了人物、事件、开端和结局,但历史所承诺的“真”是故事所无法比拟的。 “真”使历史获得了巨大的威望。现实语境之中,“历史”一词重量非凡。“真”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同历史联为一体。多数人充分相信历史的连贯和统一。过往的历史并没有中止意义,它将沿着时间之维和今天构成了息息相关的连锁关系。这必然导致了人们“以史为鉴”的自觉。《春秋》已经充分显露,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景仰或者审判昔日的种种人物,为之定位,而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尺度同样将成为今天现实的重要规范。所以,司马迁明确地说:《春秋》可以“当一王之法”。这是历史与政治话语最为接近的时刻。“以史为鉴”之中的政治指向在史官文化传统之中得到了肯定和巩固。据考,中国的史官文化脱胎于巫官文化;史官代替了巫官之后,史官职责之中依然残留着参预社稷大事的功能。“史官”之称暗示了政治结构如何向历史学家敞开。相对而言,人文学科的其它门类无法享有这种尊荣。 相似之下,故事的出身显然卑贱得多。恒谭形容小说为“合残丛小语”,班固称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这个意义上,故事对于历史的崇拜由来已久。故事常常投入历史的光芒,借助这种光芒抬高自己的身价。巴尔扎克谦称是法国历史的书记,但历史的记录已经足以使之成为举世无双的伟大作家。作家和批评家的眼里,历史是小说的至高境界——“真实地再现历史”成了难得的赞誉。许多时候,故事干脆地成为历史的仆从。西方的“史诗”表明了故事植根于历史,宋人的“讲史”将历史作为故事的门面,明代之后的演义小说之中,分分合合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故事的基本骨架。今天,历史小说已经成为庞大的一族。许多历史小说显示,作家有能力将历史事件加工得引人入胜,栩栩如生,但是,历史的基本规定不可逾越。加工所必需的虚构不能超过一个限度,以至于损害了历史之“真”。虽然这个限度的辖区时常引致争议,但是,历史小说决不敢公然言称:这样的限度并不存在。这是故事对于历史的恭敬。这些作家感到,如果小说将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那么,这些故事将不可能继续分享历史的威望。失去了历史之后,文学还会剩下什么?人们值得为那些臆想出来的缠绵恩怨动情吗? 但是,人们很难说,当今的另一些作家是否还有这样的顾虑,尤其是人们看到一批“新历史小说”之后。“新历史小说”集中出现于莫言、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刘震云、李锐、张炜、刘恒、陈忠实、王安忆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家笔下,他们不约地将目光集中到了近、现代史上面。如同诸多文学派别的命名一样,“新历史小说”同样在严格界定之前就已流行。令人烦恼的是,这一名称可能因为字面的相近而同理论上的“新历史主义”相互混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批小说的确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了。 首先可以感觉到,这批作家似乎不再对历史保持谦卑。他们时常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容地展开想象;历史小说作家的史料搜集与疑难考订被潇洒地省略了。也许,历史的“真”遭到了一定的轻视。过往的历史沉没于时间之渊,不可复返;除了极为少量的遗址文物,人们只能接触到历史的叙事——历史话语。海登·怀特甚至认为,历史学家的情节编织同作家的文学写作没有多少差别,历史学家的常用策略同样是精简、聚拢、排挤某些材料,确定一些中心,安排原因和结果,许多历史事件因此显出了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一切都令人想到了文学。这样的过程,叙事成规、文化代码和意识形态成见不可避免地带入叙事,以至“历史真相”的概念不得不打折扣。或许,揭示真相的愿望和“视界的融合”可能阻止历史叙事背后相对主义的过份蔓延,但是,人们至少可以断定,历史的叙事仅仅是历史话语,而不是历史唯一真实。 这个事实的巨大冲击在于,历史叙述的多样性得到了默许。这批“新历史小说”之中,不少作家给出了另一种类型的历史话语。人们不难察觉这批小说的一个特殊历史趣味——家族史或者村落史。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均涉及一个村落的兴衰,而李锐的《旧址》、刘恒的《苍河白日梦》、陈忠实的《白鹿原》、格非的《敌人》、苏童的《罂粟之家》、《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则记述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秘密。从宫廷、议政、战事、暴动、改朝换代这样的巨型景观转向了村落、家族、血缘、人伦、性这些微型社会组织及其冲突,这是作家历史兴趣的转移,同时也是历史叙事聚焦点的转移。作家的目光从帝王的替换和政治权力的变迁挪到了另一些领域。通过他们的叙事,村落和家族同样成为一个个有效的历史单位,村落和家族的意义亦将纳入历史。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命运得到了丰富的解释:他们不仅受政治史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村落史和家族史的塑造。显然,这样的“新历史小说”之中,想象的成份远远超出了史料。史料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年代和背景之上,村落、家族和人物基本上均来自作家的虚构。这形成了一种难以查核的仿历史话语。小说之中的故事基本吻合相应的历史背景记载,但人们无法作出进一步的证实。历史学家的精力投注于政治层面的因果关系,村落或者家族之中人伦、血缘、性这些方面的事迹通常被当作无关的枝节删除了。史料的匮乏怂恿了想象的放纵。传统历史小说为细节、局部情节和次要人物所保留的“合理想象”得到超额发挥。不可否认,许多“新历史小说”的想象并未破坏古香古色的风格,特定年代的历史气息仍然飘拂在某些场景之上。于是,“新历史小说”所制造的仿历史话语让人疑惑不已:这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这是传统历史小说的解放,还是历史下降为故事的道具?